第039章 货币本位
风雨
第039章货币本位
“方才诸位见之银元,经财政部造币厂试造,可将误差率控制在千分之八之内,已符合国际通行惯例,较前清铸造水平大为提高,绝无参差不齐之弊,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杜绝私人胡乱仿照、扰乱金融之恶行。”
“有这等技术力量的,全国究竟有几处?若开足马力生产,日产新银元多少枚?”
“除天津造币厂外,江南造币厂应该可以达到,湖北造币厂经过技术改造,也应该没有问题。至于日产,单是天津一地,日产量就可达30万枚以上。”
秦时竹沉吟片刻:“不用改造了,今后铸币权一律收归中央,任何地方或个人不得私铸,违令者依法处置。否则口子一开,各地又纷纷仿铸,水平、成色必然大有参差。”
张謇插话道:“方才梁总长说成色九成,但目前流通银元成色一般都在八成九,既然要收回重铸,为方便起见,新铸银元似乎应该根据此等调配……”
“总理言之有理,从九成改为八成九,变动只有1%,可谓极细小,断无困难。”
张謇见自己的提议实现后,便将话题转移到下一议题:“前两日总理办公会另一议决不下的议题乃是本位问题。具体请梁总长具体解释一二。”
“我中国货币原无本位之说,只是近20多年来,各大列强均陆续采用金单本位制,我国则是主要用银的国家,世界银价持续跌落,我国损失不小。马关条约中的对日赔款、八国联军的庚子赔款皆需折合金币交付,每次支付赔款时所支付的银两一直随银价的下跌而增多,而发生所谓‘镑亏’。并由此而使本位问题的争论一时热烈。光绪三十年美国国际汇兑调查委员精琦(jclemish)建议我国实行金汇兑本位制,虽被拒绝,但影响一直存在。民国后,财政部特设币制委员会讨论币制就主张采用金汇兑本位制。前两日会上也是争论不休,外交陆总长主张金本位,总理和工商周总长主张银本位,民政岑总长主张银铜复本位,鄙人则主张先银本位。嗣后条件成熟向金本位过渡。”
“诸位既然都有了意见,那先听听理由,由陆总长先开始吧。”
“总统、总理、诸位,鄙人一直是主张金本位地。方才如梁总长所言,因为各大列强都已采用金本位,我们吃亏不小,赔款、外债本已是天文数字般的重负,再加上镑亏。简直苦不堪言。原本精琦所言金汇兑本位在现实上不无可操作之处,亦能够避免镑亏之弊,但这种乃是殖民地和附属国所实行的制度,他们有宗主国可以依附,我国显然不适宜实行此种制度。故鄙人主金本位。”
岑春煊随后发言:“鄙人主银铜复合本位(不是说用铜做货币就是铜本位,而是强调用铜来衡量单位价值和商品价值的方是铜本位)乃是从传统和历史考量,我国一直都以银、铜作为大宗货币,人民相熟已久。断然更改绝不适应,况骤然建立金本位之条件也不具备……”
“我和总理都是主张银本位的,原因主要着眼于商品生产和出口。”周学熙侃侃而谈,“梁总长分析的很透彻,近30年来,世界银价持续下跌,我国遭受到了镑亏这一弊端,但反过来说。也意味着在国内价格不变的情况下,我国货币发生贬值,外国货币发生升值,这对于还债是不利的,但对于商品生产却是利好。本国货币贬值有利于扩大出口抑制进口,从长远来看,商品出口所得利益要大于镑亏所损失之利……”周学熙和张謇都是大资本家,考虑问题第一就是发展生产。
梁士怡最后发言:“鄙人以为。金本位制虽甚美善。但条件不具备,既缺乏黄金。又一时不易处理白银,不能断然采用。以今世界大势论,银本位自然不无其弊,但我国之大患却是无本位,与其梦想一步到位实行最好之本位,不如行银本位先为之过渡,作改进金本位地预备。我一贯以为,恶本位尤胜于无本位。”
关于本位问题,秦时竹或许不像这几人如此熟悉,但他最大的优势在于洞察历史。金本位虽然好,但实行起来难度甚大,历史上一战结束后,列强迫于经济危机就已经退出了金本位,对中国而言,确实不用赶这个时髦。况且,在一战其间,银价有一次大的跃升,这对于中国是一个相当利好的前景,实行银本位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
“诸位的主张我都听了一遍,我认为其实大家并无原则性的分歧。第一,都是主张要尽快建立符合我国实际需要的本位制度;第二,都看到了金本位地优势和我们的条件限制。综合起来,现阶段最宜确定本位,我的意见以银本位适宜,将来若是条件成熟,我们也可以实行金本位,抑或者到那时有更好的选择再做选择也可以。镑亏问题说句实在话我们暂且无能为力,况总理和周总长所谈的扩大出口,抑制进口也有一定功效,两项抵消,我们实际上吃亏并没有表现出来地那么大。因此,我赞同燕孙兄的主张,本阶段先实行银本位,将来可再次进步,诸位不妨再讨论下……”
众人议论来议论去,发现张謇、周学熙、梁士怡、陆征祥等人的意见其实是一致,无非是个先后步骤和阶段问题,因此最后形成决议时也没有多少困难,以绝对多数通过了实行银本位的决定……
“第三件棘手地事情,是关于前清时节遗留下来的众多制钱和铜元,不知如何处理?今后既然已经确定银元为主币,那辅币又该如何确定与发行。”
制钱俗称铜钱,外为圆形,中有方孔以利于穿绳携带,应和‘天圆地方’之意……制钱之铸造。自汉代以来便是政府的专利,民间不得私铸,有清一朝,有制钱铸造权之机关在中央为户部及工部,在地方为各省布政使司。户部有宝泉局,工部有宝源局,皆因袭明之旧制,惟明代各直省铸局皆得称宝泉、宝源。清代则只限于京局。咸丰三年(1853)后,因洪杨(太平天国)起事,财政空虚,各地颇有不遵旧制增设铸员,创钱充作军饷。而当时各局又多系鼓铸大钱,其后因大钱难行于市面,各局亦多相继停闭,同时因外国银元畅行各地。制钱的需要量自亦相对减少,同治年间铸局剧减。及开始铸造铜元之后,各省都视为获利的捷径,除宝泉、宝源二局而外,无局肯制钱。到宣统初年仅剩京师宝泉一局,然亦只是为着维持局员、局匠生活,所以没有裁撤。
梁士怡介绍:“银元流行前,制钱每年约铸200万串(每串1000文)。后逐渐减少,清廷为搜刮人民,每每变更制钱分量,铸造大钱(如当十、当五十等),更有夹杂铁、铅等杂质之举,于是钱银比愈加跌落,清初一两白银可换钱约1000文,后跌落至1700余文仍难换到。现在市面行情,每一银元大概可换钱1250到1400文之间。现全国制钱因为经年累月和自然损耗不详,但据财政部分析,至少在100万万文以上,因为都是前朝货币,继续使用不太妥当,但如何收回,财政部深感头痛……”
铜元同样为圆形铜钱。其与制钱之最大区别在于边缘略厚。中央无方孔,出现甚晚。光绪年间始有面世,主要为模仿外国之铜辅币,特别是模仿香港盛行之铜仙。但以货币体系而论,其与大钱又是一脉相承。大钱在咸丰朝初铸时虽有当五、当十、当二十、当五十、当百、当五百、当千等七种,但因流通阻滞,不久即废弃当五及当二十以上各种,单铸造当十一种,这种大钱当时在市面上已流通无阻,渐有代替制钱之趋势。到光绪中叶以后,制钱彻底恢复已不可能,而当十大钱之流通已成习惯,铜元的铸造即是乘此种趋势,同时为适应中西通商日益发达之新情势,乃将大钱的形式略加改变而称之为铜元,其实质无非是改头换面之当十大钱而已。
光绪二十六年(1900)广东因停铸制钱而闹钱荒,外洋铜仙广泛流通,为挽回利权,时任两广总督地李鸿章便开始铸造铜元。每枚重二钱,当制钱十文,以紫铜百分之九十五,白铅百分之四,点锡百分之一配合铸成,直径二十八毫,形式精美,为白铜元之最精者,一面镌光绪通宝四字,内加满文广宝二字,周围镌广东省造,并分镌每百个换一元字样,一面中携盘龙,四周有英文‘kwangtungonecent’字样,意即‘广东一仙’。此种制度明系模仿香港货币。花纹细致,中部无孔,均为进步地明征。铜元铸行之后,颇受社会欢迎,因其本身的价值只相当于6~7文铜钱,既然是当十使用,也不会有人会将其重新熔化。次年适当义和拳起事之后,巨额赔款使清廷财政深陷困境,因广东铸造铜元已见成效,利润也颇为可观,乃令沿江沿海各省设厂仿铸;各省督抚都知道铸造铜元可以获利,欣然受命,各造币厂纷纷设立,大铸铜元。其初因所铸不多,市场容易消耗,极为民众所乐用,不但按币面每百枚换洋一元,有时甚至还超过币面价额。
“财政部根据海关资料曾经有过报告,光绪三十一年以前,在胶州铜元每八十枚即兑洋一元,安庆每元合九十五枚,苏州一元合八十八枚,杭州合九十枚,上海也在九十二至九十五枚不等。可见发行价格虽规定为百枚合一元,而行用时在市面竟升水百分之五至十五不等。”梁士怡讲到这里,叹了口气,“可是好景不长,由于贪图其中厚利,各省中即便动作稍缓没有享铸造铜元之利者也按捺不住,纷纷向外国采购机器建厂铸币,视铸铜元为筹款之捷径,结果产出大量铜元,价格迅速跌落,当十铜元的市价,由当九、当八、当八半、当七,而跌至当制钱六文半。宣统元年银元每元可换铜元一百二十枚,而到宣统三年每元已经可换铜元一百七八十枚。银价日贵,物价愈昂……”
“这种情况难道就没有办法控制么?”
“办法是有的,但实行起来难度颇大。清廷先前为挽救此种经济危机,采用了两种紧急措施,一面由度支部拨银五十万两交顺天府尹贬价收购铜元,以求提高铜元价值。并令各省加铸一文新钱,以确保铜元当十之数,一面令各省局厂一律暂行停铸铜元数月,以减少产量的办法控制价值继续下落。区区五十万两在京城虽可收一时平价之效,而对整个铜元制度,却为效甚微。尤其是停铸之令,首先不行于川省,江、鄂、湘、闽、浙、豫等省则请就现存铜斤继续铸造,津、粤亦请将已购之铜尽数铸造,停铸之令等于虚文,流通量不断加大,更难收效。由于铜元过剩,充斥市场,各省一方面禁止他省铜元在本省使用,一面又加紧将本省铜元行销于他省,皆企图以邻为壑,以他省之失补本省之利……”
“这么说来,制钱和铜元过剩的问题基本是同一的,即铸造量过大不得不贬值使用,方才已谈到了将各省铸币权收归中央,看来不仅是主币,就是辅币铸造权也是一大要害。”
“总统所言甚是,只是铸铜元比铸银元要求更低,各省都有铸造局,有些还不止一个,且都视之为本省财政来源,要想停铸,难度很大……况且,很多铜元是辛亥后新铸地,即使以前朝旧币不得通用地条例去限制,也不太能够奏效。”
“看来这事需要从长计议,诸位有什么好点子?”秦时竹再次将问讯地眼光投向了在座众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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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039章货币本位
“方才诸位见之银元,经财政部造币厂试造,可将误差率控制在千分之八之内,已符合国际通行惯例,较前清铸造水平大为提高,绝无参差不齐之弊,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杜绝私人胡乱仿照、扰乱金融之恶行。”
“有这等技术力量的,全国究竟有几处?若开足马力生产,日产新银元多少枚?”
“除天津造币厂外,江南造币厂应该可以达到,湖北造币厂经过技术改造,也应该没有问题。至于日产,单是天津一地,日产量就可达30万枚以上。”
秦时竹沉吟片刻:“不用改造了,今后铸币权一律收归中央,任何地方或个人不得私铸,违令者依法处置。否则口子一开,各地又纷纷仿铸,水平、成色必然大有参差。”
张謇插话道:“方才梁总长说成色九成,但目前流通银元成色一般都在八成九,既然要收回重铸,为方便起见,新铸银元似乎应该根据此等调配……”
“总理言之有理,从九成改为八成九,变动只有1%,可谓极细小,断无困难。”
张謇见自己的提议实现后,便将话题转移到下一议题:“前两日总理办公会另一议决不下的议题乃是本位问题。具体请梁总长具体解释一二。”
“我中国货币原无本位之说,只是近20多年来,各大列强均陆续采用金单本位制,我国则是主要用银的国家,世界银价持续跌落,我国损失不小。马关条约中的对日赔款、八国联军的庚子赔款皆需折合金币交付,每次支付赔款时所支付的银两一直随银价的下跌而增多,而发生所谓‘镑亏’。并由此而使本位问题的争论一时热烈。光绪三十年美国国际汇兑调查委员精琦(jclemish)建议我国实行金汇兑本位制,虽被拒绝,但影响一直存在。民国后,财政部特设币制委员会讨论币制就主张采用金汇兑本位制。前两日会上也是争论不休,外交陆总长主张金本位,总理和工商周总长主张银本位,民政岑总长主张银铜复本位,鄙人则主张先银本位。嗣后条件成熟向金本位过渡。”
“诸位既然都有了意见,那先听听理由,由陆总长先开始吧。”
“总统、总理、诸位,鄙人一直是主张金本位地。方才如梁总长所言,因为各大列强都已采用金本位,我们吃亏不小,赔款、外债本已是天文数字般的重负,再加上镑亏。简直苦不堪言。原本精琦所言金汇兑本位在现实上不无可操作之处,亦能够避免镑亏之弊,但这种乃是殖民地和附属国所实行的制度,他们有宗主国可以依附,我国显然不适宜实行此种制度。故鄙人主金本位。”
岑春煊随后发言:“鄙人主银铜复合本位(不是说用铜做货币就是铜本位,而是强调用铜来衡量单位价值和商品价值的方是铜本位)乃是从传统和历史考量,我国一直都以银、铜作为大宗货币,人民相熟已久。断然更改绝不适应,况骤然建立金本位之条件也不具备……”
“我和总理都是主张银本位的,原因主要着眼于商品生产和出口。”周学熙侃侃而谈,“梁总长分析的很透彻,近30年来,世界银价持续下跌,我国遭受到了镑亏这一弊端,但反过来说。也意味着在国内价格不变的情况下,我国货币发生贬值,外国货币发生升值,这对于还债是不利的,但对于商品生产却是利好。本国货币贬值有利于扩大出口抑制进口,从长远来看,商品出口所得利益要大于镑亏所损失之利……”周学熙和张謇都是大资本家,考虑问题第一就是发展生产。
梁士怡最后发言:“鄙人以为。金本位制虽甚美善。但条件不具备,既缺乏黄金。又一时不易处理白银,不能断然采用。以今世界大势论,银本位自然不无其弊,但我国之大患却是无本位,与其梦想一步到位实行最好之本位,不如行银本位先为之过渡,作改进金本位地预备。我一贯以为,恶本位尤胜于无本位。”
关于本位问题,秦时竹或许不像这几人如此熟悉,但他最大的优势在于洞察历史。金本位虽然好,但实行起来难度甚大,历史上一战结束后,列强迫于经济危机就已经退出了金本位,对中国而言,确实不用赶这个时髦。况且,在一战其间,银价有一次大的跃升,这对于中国是一个相当利好的前景,实行银本位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
“诸位的主张我都听了一遍,我认为其实大家并无原则性的分歧。第一,都是主张要尽快建立符合我国实际需要的本位制度;第二,都看到了金本位地优势和我们的条件限制。综合起来,现阶段最宜确定本位,我的意见以银本位适宜,将来若是条件成熟,我们也可以实行金本位,抑或者到那时有更好的选择再做选择也可以。镑亏问题说句实在话我们暂且无能为力,况总理和周总长所谈的扩大出口,抑制进口也有一定功效,两项抵消,我们实际上吃亏并没有表现出来地那么大。因此,我赞同燕孙兄的主张,本阶段先实行银本位,将来可再次进步,诸位不妨再讨论下……”
众人议论来议论去,发现张謇、周学熙、梁士怡、陆征祥等人的意见其实是一致,无非是个先后步骤和阶段问题,因此最后形成决议时也没有多少困难,以绝对多数通过了实行银本位的决定……
“第三件棘手地事情,是关于前清时节遗留下来的众多制钱和铜元,不知如何处理?今后既然已经确定银元为主币,那辅币又该如何确定与发行。”
制钱俗称铜钱,外为圆形,中有方孔以利于穿绳携带,应和‘天圆地方’之意……制钱之铸造。自汉代以来便是政府的专利,民间不得私铸,有清一朝,有制钱铸造权之机关在中央为户部及工部,在地方为各省布政使司。户部有宝泉局,工部有宝源局,皆因袭明之旧制,惟明代各直省铸局皆得称宝泉、宝源。清代则只限于京局。咸丰三年(1853)后,因洪杨(太平天国)起事,财政空虚,各地颇有不遵旧制增设铸员,创钱充作军饷。而当时各局又多系鼓铸大钱,其后因大钱难行于市面,各局亦多相继停闭,同时因外国银元畅行各地。制钱的需要量自亦相对减少,同治年间铸局剧减。及开始铸造铜元之后,各省都视为获利的捷径,除宝泉、宝源二局而外,无局肯制钱。到宣统初年仅剩京师宝泉一局,然亦只是为着维持局员、局匠生活,所以没有裁撤。
梁士怡介绍:“银元流行前,制钱每年约铸200万串(每串1000文)。后逐渐减少,清廷为搜刮人民,每每变更制钱分量,铸造大钱(如当十、当五十等),更有夹杂铁、铅等杂质之举,于是钱银比愈加跌落,清初一两白银可换钱约1000文,后跌落至1700余文仍难换到。现在市面行情,每一银元大概可换钱1250到1400文之间。现全国制钱因为经年累月和自然损耗不详,但据财政部分析,至少在100万万文以上,因为都是前朝货币,继续使用不太妥当,但如何收回,财政部深感头痛……”
铜元同样为圆形铜钱。其与制钱之最大区别在于边缘略厚。中央无方孔,出现甚晚。光绪年间始有面世,主要为模仿外国之铜辅币,特别是模仿香港盛行之铜仙。但以货币体系而论,其与大钱又是一脉相承。大钱在咸丰朝初铸时虽有当五、当十、当二十、当五十、当百、当五百、当千等七种,但因流通阻滞,不久即废弃当五及当二十以上各种,单铸造当十一种,这种大钱当时在市面上已流通无阻,渐有代替制钱之趋势。到光绪中叶以后,制钱彻底恢复已不可能,而当十大钱之流通已成习惯,铜元的铸造即是乘此种趋势,同时为适应中西通商日益发达之新情势,乃将大钱的形式略加改变而称之为铜元,其实质无非是改头换面之当十大钱而已。
光绪二十六年(1900)广东因停铸制钱而闹钱荒,外洋铜仙广泛流通,为挽回利权,时任两广总督地李鸿章便开始铸造铜元。每枚重二钱,当制钱十文,以紫铜百分之九十五,白铅百分之四,点锡百分之一配合铸成,直径二十八毫,形式精美,为白铜元之最精者,一面镌光绪通宝四字,内加满文广宝二字,周围镌广东省造,并分镌每百个换一元字样,一面中携盘龙,四周有英文‘kwangtungonecent’字样,意即‘广东一仙’。此种制度明系模仿香港货币。花纹细致,中部无孔,均为进步地明征。铜元铸行之后,颇受社会欢迎,因其本身的价值只相当于6~7文铜钱,既然是当十使用,也不会有人会将其重新熔化。次年适当义和拳起事之后,巨额赔款使清廷财政深陷困境,因广东铸造铜元已见成效,利润也颇为可观,乃令沿江沿海各省设厂仿铸;各省督抚都知道铸造铜元可以获利,欣然受命,各造币厂纷纷设立,大铸铜元。其初因所铸不多,市场容易消耗,极为民众所乐用,不但按币面每百枚换洋一元,有时甚至还超过币面价额。
“财政部根据海关资料曾经有过报告,光绪三十一年以前,在胶州铜元每八十枚即兑洋一元,安庆每元合九十五枚,苏州一元合八十八枚,杭州合九十枚,上海也在九十二至九十五枚不等。可见发行价格虽规定为百枚合一元,而行用时在市面竟升水百分之五至十五不等。”梁士怡讲到这里,叹了口气,“可是好景不长,由于贪图其中厚利,各省中即便动作稍缓没有享铸造铜元之利者也按捺不住,纷纷向外国采购机器建厂铸币,视铸铜元为筹款之捷径,结果产出大量铜元,价格迅速跌落,当十铜元的市价,由当九、当八、当八半、当七,而跌至当制钱六文半。宣统元年银元每元可换铜元一百二十枚,而到宣统三年每元已经可换铜元一百七八十枚。银价日贵,物价愈昂……”
“这种情况难道就没有办法控制么?”
“办法是有的,但实行起来难度颇大。清廷先前为挽救此种经济危机,采用了两种紧急措施,一面由度支部拨银五十万两交顺天府尹贬价收购铜元,以求提高铜元价值。并令各省加铸一文新钱,以确保铜元当十之数,一面令各省局厂一律暂行停铸铜元数月,以减少产量的办法控制价值继续下落。区区五十万两在京城虽可收一时平价之效,而对整个铜元制度,却为效甚微。尤其是停铸之令,首先不行于川省,江、鄂、湘、闽、浙、豫等省则请就现存铜斤继续铸造,津、粤亦请将已购之铜尽数铸造,停铸之令等于虚文,流通量不断加大,更难收效。由于铜元过剩,充斥市场,各省一方面禁止他省铜元在本省使用,一面又加紧将本省铜元行销于他省,皆企图以邻为壑,以他省之失补本省之利……”
“这么说来,制钱和铜元过剩的问题基本是同一的,即铸造量过大不得不贬值使用,方才已谈到了将各省铸币权收归中央,看来不仅是主币,就是辅币铸造权也是一大要害。”
“总统所言甚是,只是铸铜元比铸银元要求更低,各省都有铸造局,有些还不止一个,且都视之为本省财政来源,要想停铸,难度很大……况且,很多铜元是辛亥后新铸地,即使以前朝旧币不得通用地条例去限制,也不太能够奏效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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