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83章 三方角逐
风雨
第183章三方角逐
几乎在袁世凯派人联络的同时,革命党人也在上海召开第一次秘密军事会议。安徽都督柏文蔚、江西都督李烈钧及广东、湖南省代表都参加了会议。会上李、柏两人皆主战,柏文蔚表示:“愿首在皖发难。”
孙中山、黄兴仍争论不决,结果采纳黄兴建议:分电广东、湖南两省,征求胡汉民、谭延闿的意见,再行决定。电报发出后,两边回电,却是皆主张法律解决。因此,会议的结果仅议定进行全面布置的准备工作,并没有制定出兵讨袁的计划。孙中山又提出联日计划,拟再东渡,争取日本的支持,黄兴以中国内务不使乞援相劝阻——可见还是黄兴比孙中山有骨气的多,孙中山其实是头号亲日分子!
由此,孙、黄二人各自坚持自己的主张,相持不下。在国民党内,也就形成了主张武力解决和主张法律解决的两种不同意见。大体说来,原来的激进派都主张武力解决,原来的稳健派多主张法律解决。新当选的国会议员也多主张法律解决。在国民党掌握的各省中,江西、安徽两省倾向于尽快出兵,湖南因立宪派谭延闿做都督,广东由于胡汉民和陈炯明内部争权,矛盾重重,都主张争取法律解决,福建都督孙道仁则思得思失、举旗不定。在国民党所控制的南方各军中,中下层军官比较积极,上层则多取观望态度。
国民党内部尽管存在分歧意见,一时做不出全党统一的决策,但在揭露和谴责袁世凯罪行方面,态度是一致的。宋教仁被刺后,国民党人掌握的报纸,都以大量篇幅报道宋被刺的经过和各地的强烈反应,对袁世凯、赵秉钧表示强烈声讨。
4月13日。国民党上海支部在张园举行追悼宋教仁大会。追悼会在上午10时开始,由居正主持,陈其美代表黄兴主祭,徐血儿报告宋教仁的生平,马君武代表孙中山讲话,吴永珊代表北京国民党本部演说。出席追悼会地有万余人,在场外有万余人,乘车前来静安寺参加迫悼会的人。挤满了每辆电车。在会上发言的还有于右任等人,都把矛头直指主凶袁世凯。
人民党南方局也送去了花圈、挽联表示哀悼,但在追查真凶的问题上,强调法律解决,并声称要一并解决陶成章、章太炎的案子,国民党虽然不喜,但也不好开口拒绝,两边面和心不和。至于一般民众。根本弄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,出于激愤,自然也主张全盘解决一切案子。
军事解决一时难以达成统一意见,法律解决只能依旧推行下去,但纵使这样。袁世凯也不肯答应。老袁对南方革命党人采取拖延的手法,他以司法总长许士英拒绝副署为理由,反对成立特别法庭审理宋案。
为此,黄兴以个人名义。致电袁世凯,指出中国司法不独立,稍有常识者皆知,况宋案牵连政府,国务总理赵秉钧且为暗杀主谋之犯,法院既在政府藩篱之下,宋案呈诉至该院,能否望其加罪。政府无所阻挠,此更为一大疑问。并说:“司法总长侧身国务院中,其总理为案中要犯,于此抗颜,似可不必。”
但黄兴恰恰忘了,正是国民党天天将《临时约法》挂在口中,给了袁世凯可乘之机,袁世凯的逻辑很明确。我这是按照《临时约法》办事。你不是让我尊重约法吗?怎么事到临头,反而又要我破坏约法?无聊的笔战、口水战打了三天。国民党不得不屈服。
由于特别法庭在袁地阻挠下不能成立,宋案只得按常规的法律程序,由上海地方审判厅审理。由于上海审判级别较低,袁世凯方面就可以在法律程序上设置种种障碍。4月21日,上海地方检查厅发出传票,票传赵秉钧到庭受审。但赵秉钧在袁世凯的支持下,声称上海方面违反程序,拒不到案。
上海地方检察厅无奈,只能命令陈英齐预审应桂馨和疑犯武士英,并向京师检察厅发出传票,要求拘捕嫌疑犯洪述祖,但洪本人早就在袁世凯的授意之下,逃到了青岛德租界。上海方面鉴于洪述祖迟迟不能引渡,不得不推迟将宋案移交审判厅开审,并要求外交部向青岛德国当局交涉,从速将洪引渡归案。
结果可想而知,外交部也操纵在袁世凯的手中,对于引渡一事,自然不甚热心。而且洪述祖在德国当局的庇护下,4月26日还从青岛发出通电,为自己和北京政府开脱罪责。声称:“述祖宗旨,不过欲暴(曝)宋劣迹,毁宋名誉,使国民能少受其党派*之苦而已。故不得不假托中央名义,以期达此目的。”
与此同时,京师检察厅在上海方面的再三催促下,才在期限地最后一天向赵秉钧发出传票,但赵秉钧根本无视司法独立的尊严,他在给京师检察厅的复文中,除继续一口抵赖自己的罪责外,断然拒绝到案。为此,他还假惺惺的声明:“现在秉钧旧疾复发,曾在北京法国医院调治,当有诊断书可证,已于4月25日呈明总统,资假五日在家,自未便赴护。”京师检察厅也不是真地要传呼赵秉钧,一接到赵秉钧的复文,便立刻转发上海,算是交差。
由于宋案要犯迟迟未能判定,审判一拖再拖,只能再次宣布延期。法律解决似乎也碰壁了。
但袁世凯却不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,通过反对派报纸一再乘机夸大其词,纷纷宣传国民党都督准备反抗中央的消息,并有赣、闽、粤、皖、湘组成五都督团地流言。四川共和党报纸甚至登载消息说,国民党“密议拥戴孙、黄发难,以苏、浙、皖、赣土地抵借日款,购日枪械,割据东南”。报纸说出了孙中山想为而不能为的事情,不仅国民党方面无所裨益,反而更遭人嫉恨。到这个时候。已没有人指责秦时竹闹军阀割据了。
在第二次会议上,虽然李、柏两督主战,柏文蔚甚至表示“愿首先在皖发难”,但孙、黄之间仍争论不决,而革命党的统兵将领普遍认为,“我方兵力不能敌袁,与其速战失败,莫苦练军观变。袁尚不敢过于轻视……”
在这次军事会议上孙中山仍然立即主张兴师讨袁。黄兴的态度有所转变。认为武力讨袁也可以考虑,但现在袁世凯逆迹尚未昭著,南方的革命军又甫经裁汰,必须加以整备才能作战,因而主张稍缓用兵,以观其变。
黄兴的态度总算是退了一步,从不同意到同意稍缓,由于各省掌握兵权地将领多数同意黄的意见。孙中山碍于众议。只好从缓发动。因此,这次会议地结果,仅议定进行全面布置的准备工作,同时达成统一意见,派人和北疆秦时竹联系。
稳健派由于怯战。依然把倒袁的希望寄托在法律解决上。当宋案证据公布之后,稳健派的主要喉舌《民立报》于4月28、29、30日连续刊载徐血儿的《统论大暗杀案》,他不顾笼罩中国大地的战争乌云,仍在从容论道:“记者对于本案之主张。乃袁、赵自行解职,组织特别法庭,以受法律之裁判是也。……国民苟以是主张到底,民意可以熄甲兵,独夫何能为?苟法律而尚不能完全解决,则以政治解决可也……国会当依据约法,提出弹劾案,使袁、赵解职。由国民组织特别法庭,为公正之审判,以为此案最后之解决也。”他天真地认为:“有国会在,有法律在,有各省都督之力争在,袁氏终当屈服于此数者……”
5月1日,国民党北上联络秦时竹的特使也到了沈阳,在此之前。梁启超和徐世昌也相继赶到了沈阳。三方力量地大角逐,即将拉开。
三方虽然都派人前来北疆打探情况。联络感情,但来地借口和目的都不尽相同。徐世昌是代表袁世凯来地,但他公开的身份却是为了编修清史而寻访清之故都;梁启超半是代表袁世凯,半是代表三党合作的来地,但借口却是联络党派感情,为国会的正常运作出谋划策。国民党方面则是秘密派遣代表前来,此人是李烈钧的心腹,一贯经手北疆和江西之间的军火交易。
诚如秦时竹所说,国民党高层虽然明确了要联络北疆的方针,但真正能和北疆、秦时竹说得上话地没有几个,特别是几个极力主张用兵的激进派,更是没有交情。他们平日里经常攻击秦时竹闹割据,是军阀,事到临头,居然要去联系军阀,无论在舆论上还是感情上都难以接受。至于陈其美,更是心里有鬼,激进派这时才发现,往日攻击北疆过于过火了,弄成目前这个孤军作战的情况,只能指望着李烈钧的秘密渠道了。
秦时竹在安排上也很有意思,既然徐世昌和梁启超是公开前来,那他就要大大方方、风风光光地接待,还要陪同俩人去清宫转转,去北陵看看,李烈钧的代表是秘密前来,就打发给葛洪义接待,方针已定,要想购械?可以,出钱,而且必须是现钱,除此之外,就一律唱高调,主张政治解决,一并解决。
人民党“一并解决”这四个字,一直沉甸甸的压在国民党的心头,国民党既无法反驳(若是反驳,连宋案也追究不了),也无法全部照办(若是照办,陈其美暗杀陶成章、章太炎的事情就难以掩盖),处以进退两难的境地中。因此,国民党方面并不是以案件来打动北疆,而是以党派利益说服人民党,一个劲地劝说:袁世凯对于政党政治深恶痛绝,此番能对国民党下手,下次也能对人民党下手,希望两党密切合作,共同造就民主政治。并表示,一旦倒袁成功,国民党愿意选举秦时竹为大总统。
葛洪义先是笑了笑,选举大总统?革命初期的时候秦时竹就有一次机会,早就放过了,现在再来提这茬,明显纯属诱饵。他也不当面揭穿,只是问来人,将来国会成立,正式宪法公布,国民党是支持责任内阁还是支持总统制。这一问话击中了国民党激进派的软肋,他们可以答应将大总统一职让给秦时竹,却无法接受不是责任内阁地宪法。但来使又不能公开表态,若是摆明说赞同政党内阁、责任内阁,那就说明刚才对北疆的总统职位承诺是句空话,只是给秦时竹一个空头名分而已。
葛洪义一看来使期期艾艾,窘在那里的样子,心里顿时明白了对方的全部底牌,他不动声色,说:“如此重要的政策,必然要经贵党高层仔细协商,认真讨论才能办到,我方对此表示理解,倘若贵党同意我党建议,不妨在报界舆论上予以公布,也为国人所信……对于联合讨袁之议,我党以为,袁氏在此次事件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尚不清楚,待真相大白,再用法律手段驱逐之可以,若是擅动甲兵,必不为人民所理解……至于购买军火一事,自然好商量,强大的国防为人民所必需嘛。”
徐世昌算是来回访秦时竹的(巨头开会时,秦时竹曾经拜访过他并赠送了他一把手枪),他送给秦时竹的礼物是一套古籍和一幅他亲手书写地书法条幅“老成谋国”。秦时竹见过后,哈哈大笑:“老相国过誉太甚,时竹愧不敢当。”
老狐狸眼睛转得飞快,摸着下巴长长地胡子:“复生谦虚了,此四字是对你最恰当之褒奖,你少年老成,年不满四旬便为国家栋梁,你不谋国,何人敢当此任?”
“我倒更愿意看做是您老人家对我的教诲。”秦时竹呵呵一笑,“来人,将老相国地字幅装裱起来,悬挂正厅,时时勉励。”
“老狐狸”毕竟是“老狐狸”,不急于谈论袁世凯的任务,只是先和秦时竹闲扯,有一搭没一搭地说当年主政东北的旧事,说到会心时,和秦时竹相视而笑,宾主间气氛极其融洽。接着,老狐狸话锋一转,谈到了编修清史的趣事,更是妙语连珠,充分展现了老翰林的风采。秦时竹虽然有些奇怪他为何迟迟不进入正题,但既然对方不急,他也不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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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83章三方角逐
几乎在袁世凯派人联络的同时,革命党人也在上海召开第一次秘密军事会议。安徽都督柏文蔚、江西都督李烈钧及广东、湖南省代表都参加了会议。会上李、柏两人皆主战,柏文蔚表示:“愿首在皖发难。”
孙中山、黄兴仍争论不决,结果采纳黄兴建议:分电广东、湖南两省,征求胡汉民、谭延闿的意见,再行决定。电报发出后,两边回电,却是皆主张法律解决。因此,会议的结果仅议定进行全面布置的准备工作,并没有制定出兵讨袁的计划。孙中山又提出联日计划,拟再东渡,争取日本的支持,黄兴以中国内务不使乞援相劝阻——可见还是黄兴比孙中山有骨气的多,孙中山其实是头号亲日分子!
由此,孙、黄二人各自坚持自己的主张,相持不下。在国民党内,也就形成了主张武力解决和主张法律解决的两种不同意见。大体说来,原来的激进派都主张武力解决,原来的稳健派多主张法律解决。新当选的国会议员也多主张法律解决。在国民党掌握的各省中,江西、安徽两省倾向于尽快出兵,湖南因立宪派谭延闿做都督,广东由于胡汉民和陈炯明内部争权,矛盾重重,都主张争取法律解决,福建都督孙道仁则思得思失、举旗不定。在国民党所控制的南方各军中,中下层军官比较积极,上层则多取观望态度。
国民党内部尽管存在分歧意见,一时做不出全党统一的决策,但在揭露和谴责袁世凯罪行方面,态度是一致的。宋教仁被刺后,国民党人掌握的报纸,都以大量篇幅报道宋被刺的经过和各地的强烈反应,对袁世凯、赵秉钧表示强烈声讨。
4月13日。国民党上海支部在张园举行追悼宋教仁大会。追悼会在上午10时开始,由居正主持,陈其美代表黄兴主祭,徐血儿报告宋教仁的生平,马君武代表孙中山讲话,吴永珊代表北京国民党本部演说。出席追悼会地有万余人,在场外有万余人,乘车前来静安寺参加迫悼会的人。挤满了每辆电车。在会上发言的还有于右任等人,都把矛头直指主凶袁世凯。
人民党南方局也送去了花圈、挽联表示哀悼,但在追查真凶的问题上,强调法律解决,并声称要一并解决陶成章、章太炎的案子,国民党虽然不喜,但也不好开口拒绝,两边面和心不和。至于一般民众。根本弄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,出于激愤,自然也主张全盘解决一切案子。
军事解决一时难以达成统一意见,法律解决只能依旧推行下去,但纵使这样。袁世凯也不肯答应。老袁对南方革命党人采取拖延的手法,他以司法总长许士英拒绝副署为理由,反对成立特别法庭审理宋案。
为此,黄兴以个人名义。致电袁世凯,指出中国司法不独立,稍有常识者皆知,况宋案牵连政府,国务总理赵秉钧且为暗杀主谋之犯,法院既在政府藩篱之下,宋案呈诉至该院,能否望其加罪。政府无所阻挠,此更为一大疑问。并说:“司法总长侧身国务院中,其总理为案中要犯,于此抗颜,似可不必。”
但黄兴恰恰忘了,正是国民党天天将《临时约法》挂在口中,给了袁世凯可乘之机,袁世凯的逻辑很明确。我这是按照《临时约法》办事。你不是让我尊重约法吗?怎么事到临头,反而又要我破坏约法?无聊的笔战、口水战打了三天。国民党不得不屈服。
由于特别法庭在袁地阻挠下不能成立,宋案只得按常规的法律程序,由上海地方审判厅审理。由于上海审判级别较低,袁世凯方面就可以在法律程序上设置种种障碍。4月21日,上海地方检查厅发出传票,票传赵秉钧到庭受审。但赵秉钧在袁世凯的支持下,声称上海方面违反程序,拒不到案。
上海地方检察厅无奈,只能命令陈英齐预审应桂馨和疑犯武士英,并向京师检察厅发出传票,要求拘捕嫌疑犯洪述祖,但洪本人早就在袁世凯的授意之下,逃到了青岛德租界。上海方面鉴于洪述祖迟迟不能引渡,不得不推迟将宋案移交审判厅开审,并要求外交部向青岛德国当局交涉,从速将洪引渡归案。
结果可想而知,外交部也操纵在袁世凯的手中,对于引渡一事,自然不甚热心。而且洪述祖在德国当局的庇护下,4月26日还从青岛发出通电,为自己和北京政府开脱罪责。声称:“述祖宗旨,不过欲暴(曝)宋劣迹,毁宋名誉,使国民能少受其党派*之苦而已。故不得不假托中央名义,以期达此目的。”
与此同时,京师检察厅在上海方面的再三催促下,才在期限地最后一天向赵秉钧发出传票,但赵秉钧根本无视司法独立的尊严,他在给京师检察厅的复文中,除继续一口抵赖自己的罪责外,断然拒绝到案。为此,他还假惺惺的声明:“现在秉钧旧疾复发,曾在北京法国医院调治,当有诊断书可证,已于4月25日呈明总统,资假五日在家,自未便赴护。”京师检察厅也不是真地要传呼赵秉钧,一接到赵秉钧的复文,便立刻转发上海,算是交差。
由于宋案要犯迟迟未能判定,审判一拖再拖,只能再次宣布延期。法律解决似乎也碰壁了。
但袁世凯却不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,通过反对派报纸一再乘机夸大其词,纷纷宣传国民党都督准备反抗中央的消息,并有赣、闽、粤、皖、湘组成五都督团地流言。四川共和党报纸甚至登载消息说,国民党“密议拥戴孙、黄发难,以苏、浙、皖、赣土地抵借日款,购日枪械,割据东南”。报纸说出了孙中山想为而不能为的事情,不仅国民党方面无所裨益,反而更遭人嫉恨。到这个时候。已没有人指责秦时竹闹军阀割据了。
在第二次会议上,虽然李、柏两督主战,柏文蔚甚至表示“愿首先在皖发难”,但孙、黄之间仍争论不决,而革命党的统兵将领普遍认为,“我方兵力不能敌袁,与其速战失败,莫苦练军观变。袁尚不敢过于轻视……”
在这次军事会议上孙中山仍然立即主张兴师讨袁。黄兴的态度有所转变。认为武力讨袁也可以考虑,但现在袁世凯逆迹尚未昭著,南方的革命军又甫经裁汰,必须加以整备才能作战,因而主张稍缓用兵,以观其变。
黄兴的态度总算是退了一步,从不同意到同意稍缓,由于各省掌握兵权地将领多数同意黄的意见。孙中山碍于众议。只好从缓发动。因此,这次会议地结果,仅议定进行全面布置的准备工作,同时达成统一意见,派人和北疆秦时竹联系。
稳健派由于怯战。依然把倒袁的希望寄托在法律解决上。当宋案证据公布之后,稳健派的主要喉舌《民立报》于4月28、29、30日连续刊载徐血儿的《统论大暗杀案》,他不顾笼罩中国大地的战争乌云,仍在从容论道:“记者对于本案之主张。乃袁、赵自行解职,组织特别法庭,以受法律之裁判是也。……国民苟以是主张到底,民意可以熄甲兵,独夫何能为?苟法律而尚不能完全解决,则以政治解决可也……国会当依据约法,提出弹劾案,使袁、赵解职。由国民组织特别法庭,为公正之审判,以为此案最后之解决也。”他天真地认为:“有国会在,有法律在,有各省都督之力争在,袁氏终当屈服于此数者……”
5月1日,国民党北上联络秦时竹的特使也到了沈阳,在此之前。梁启超和徐世昌也相继赶到了沈阳。三方力量地大角逐,即将拉开。
三方虽然都派人前来北疆打探情况。联络感情,但来地借口和目的都不尽相同。徐世昌是代表袁世凯来地,但他公开的身份却是为了编修清史而寻访清之故都;梁启超半是代表袁世凯,半是代表三党合作的来地,但借口却是联络党派感情,为国会的正常运作出谋划策。国民党方面则是秘密派遣代表前来,此人是李烈钧的心腹,一贯经手北疆和江西之间的军火交易。
诚如秦时竹所说,国民党高层虽然明确了要联络北疆的方针,但真正能和北疆、秦时竹说得上话地没有几个,特别是几个极力主张用兵的激进派,更是没有交情。他们平日里经常攻击秦时竹闹割据,是军阀,事到临头,居然要去联系军阀,无论在舆论上还是感情上都难以接受。至于陈其美,更是心里有鬼,激进派这时才发现,往日攻击北疆过于过火了,弄成目前这个孤军作战的情况,只能指望着李烈钧的秘密渠道了。
秦时竹在安排上也很有意思,既然徐世昌和梁启超是公开前来,那他就要大大方方、风风光光地接待,还要陪同俩人去清宫转转,去北陵看看,李烈钧的代表是秘密前来,就打发给葛洪义接待,方针已定,要想购械?可以,出钱,而且必须是现钱,除此之外,就一律唱高调,主张政治解决,一并解决。
人民党“一并解决”这四个字,一直沉甸甸的压在国民党的心头,国民党既无法反驳(若是反驳,连宋案也追究不了),也无法全部照办(若是照办,陈其美暗杀陶成章、章太炎的事情就难以掩盖),处以进退两难的境地中。因此,国民党方面并不是以案件来打动北疆,而是以党派利益说服人民党,一个劲地劝说:袁世凯对于政党政治深恶痛绝,此番能对国民党下手,下次也能对人民党下手,希望两党密切合作,共同造就民主政治。并表示,一旦倒袁成功,国民党愿意选举秦时竹为大总统。
葛洪义先是笑了笑,选举大总统?革命初期的时候秦时竹就有一次机会,早就放过了,现在再来提这茬,明显纯属诱饵。他也不当面揭穿,只是问来人,将来国会成立,正式宪法公布,国民党是支持责任内阁还是支持总统制。这一问话击中了国民党激进派的软肋,他们可以答应将大总统一职让给秦时竹,却无法接受不是责任内阁地宪法。但来使又不能公开表态,若是摆明说赞同政党内阁、责任内阁,那就说明刚才对北疆的总统职位承诺是句空话,只是给秦时竹一个空头名分而已。
葛洪义一看来使期期艾艾,窘在那里的样子,心里顿时明白了对方的全部底牌,他不动声色,说:“如此重要的政策,必然要经贵党高层仔细协商,认真讨论才能办到,我方对此表示理解,倘若贵党同意我党建议,不妨在报界舆论上予以公布,也为国人所信……对于联合讨袁之议,我党以为,袁氏在此次事件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尚不清楚,待真相大白,再用法律手段驱逐之可以,若是擅动甲兵,必不为人民所理解……至于购买军火一事,自然好商量,强大的国防为人民所必需嘛。”
徐世昌算是来回访秦时竹的(巨头开会时,秦时竹曾经拜访过他并赠送了他一把手枪),他送给秦时竹的礼物是一套古籍和一幅他亲手书写地书法条幅“老成谋国”。秦时竹见过后,哈哈大笑:“老相国过誉太甚,时竹愧不敢当。”
老狐狸眼睛转得飞快,摸着下巴长长地胡子:“复生谦虚了,此四字是对你最恰当之褒奖,你少年老成,年不满四旬便为国家栋梁,你不谋国,何人敢当此任?”
“我倒更愿意看做是您老人家对我的教诲。”秦时竹呵呵一笑,“来人,将老相国地字幅装裱起来,悬挂正厅,时时勉励。”
“老狐狸”毕竟是“老狐狸”,不急于谈论袁世凯的任务,只是先和秦时竹闲扯,有一搭没一搭地说当年主政东北的旧事,说到会心时,和秦时竹相视而笑,宾主间气氛极其融洽。接着,老狐狸话锋一转,谈到了编修清史的趣事,更是妙语连珠,充分展现了老翰林的风采。秦时竹虽然有些奇怪他为何迟迟不进入正题,但既然对方不急,他也不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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