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15章 大农兴盛
风雨
第115章大农兴盛
伴随着“大农”经营的兴盛,经营地主和富农都使用—定数量的雇工,雇工阶层也随之壮大。“大农”经营的兴盛带来了庞大的雇农群,雇工阶层迅速壮大,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极都出现了。在秦时竹看来,两极对立并不可怕,只要协调好照样可以形成互惠互利的关系,首先是要把蛋糕做大,其次才是考虑如何分配。由于农垦公司的榜样力量,公司制是“大农”的一个重要经营方式,许多经营地主和富农兴建了许多农垦公司,采用雇工劳动。
据不完全统计,仅吉林的火犁、东井、智远、近思、等几家农垦公司就有雇工9000余人,这些雇工基本上是从山西、直隶、山东、河南等地迁移来的贫苦农民,黑龙江的三大农垦公司也都不同程度地雇佣农场工人。虽然这种早期的“公司制”都是一些头脑比较灵活的地主、富农捣鼓出来的,简陋的令人发笑,但毕竟是新生事物,各省农林厅予以了广泛的扶持,不仅下发了相对正规的契约、公司制度文本,还发放了不少如何经营、管理的小册子,深得他们的欢迎。
当然,在公司制以外也有沿用传统雇佣方式进行经营的,这种模式可谓旧瓶装新酒,形式没变,内涵已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,以辽宁居多,对辽宁南部西部和北部的多次调查显示,经营土地几十垧的农户,均雇有一定数量的劳动力,雇工户约占经营农户的40%以上,其余为自耕农。
造成东北地区雇工阶层队伍壮大的原因相对要复杂一些:一是由于耕地的集中程度不断增强,使许多农民因种种原因逐渐丧失了土地,一部分成为佃农,一部分则被靠出卖劳动力而成为农业工人。以此弥补生活费;二是由于大农经营成本的降低,使得小自耕农生产成为相对不经济地经营方式,特别是铁路沿线地区,粮价较低,很多人的粮食生产成本还高于粮价,他们只能明智地选择卖掉土地,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成为雇佣工人。这其中也有极个别自耕农自发地组织起来,组成一个较大的“生产组”。但由于农民眼光的局限和操作的繁琐,这种经营方式很容易出问题;三是由于垦荒政策,许多华北移民闯东北,尤其是来到黑龙江省后,便很快成为垦殖公司的雇佣对象,由于政策和历史原因,东北“大农”的剥削程度与关内相比要轻,多数普通农工地年工资在85元。熟练农工年工资平均为100—125元。这样的收入维持正常生活是不成问题的,许多农工便不会因为无法维持生计而另逃到别处去,从而有利于雇佣关系的建立和相对稳定。
但这种雇佣关系是不是已经意味着农业资本主义因素呢?中国不是没有雇佣,但往往有超经济的强制,秦时竹很不放心。生怕穿新鞋走老路。经过仔细研究,他得出了一个比较鼓舞人心的回答――应当是肯定的。此时的雇工,与以往雇工已有很大不同,无论是公司制还是公司制以外地“大农”经营。雇工们与雇主之问的关系基本建立在法权平等的基础上,雇主与雇工都要履行契约所规定的义务,而这种契约都是标准格式,要报县农林局备案和签章的。
根据契约期地长短,雇工分为长工和短工。长工即年工,短工即日工。这种契约期的长短,从作为农业工人的历史形成、身份解放和劳动力的流动等方面看,都具有重要地意义。体现近代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。年工以年为单位,根据契约都受雇于雇主,出劳力耕作,领取工资,逐渐成为离开土地的农业工人。日工是按一天或几天的契约雇佣(主要是农忙时节),受雇期间雇主供饭,但多数通勤,有自由时间。过独立的生活。工钱一般以现金支付。所以日工是比年工更完备的雇工形态,是在农业经营、价值实现和生活等方面具有很大人身自由和独立性的农业工人。完全具有独立性、自由性和流动性这一近代形态。
在这种生产关系中,雇主出资(土地、劳动工具、住所等生产资料和工资),雇工出力,按日、月或年计值,生产主要是为销售,以获得利润为目的。雇工在本质上已不再是传统地封建雇农,而是在丧失了生产资料的前提下,单纯靠出卖劳动力,领取工资以过活,具备了近代资本主义农业雇佣工人的特征。而且,这种雇佣关系是受到法律保护的,有相对公平的格式条款,任何人单方面违反,都要受到制裁。特别是稍微处于强势地位的雇主,不得不收敛他们本来惯用的一套。
雇农群的形成、雇工队伍地壮大标志着农业资本主义因素地迅速增长,“大农”经营已具备了资本主义农业经营公司的特点。“大农”经营地兴盛和雇工阶层的壮大突出地反映了东北农业近代化的进程。这种进程在政治和经济上具有双重意义。
按照秦时竹的理解,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是不错的,在整体上也符合实际情况,但并不是说中国就没有发展独立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来源。恰恰相反,中国在辛亥革命后其实已具备了一定的可能性,但被军阀混战给破坏了,后来又遭遇了日本侵华,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犹如春天的小苗,还没有长大成熟,就被无情的风雨扫落在地,等不到收获的那一天。现在既然建立了北疆体制,就要在政治上予以最大可能的保护。
在经济上,中国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也遭遇了严重阻碍,一方面是本国官僚体制的横征暴敛和厘金关卡的窒息,另一方面是来自外国廉价产品的冲击。事实证明,在中国政局比较稳定的一战期间,加上没有外国产品的竞争,中国民族企业获得了一个短暂的春天。现在北疆方面要做地,就是努力要尽力消除这两方面的影响。
在北疆财政委员会的协调下。各省不同程度地实行了减税,虽然财政依旧有赤字,但北疆宁愿借债也不增加税收。对于厘金税卡,也大力予以撤除,减少商品的流通成本,努力增强企业的竞争力……在外国产品的冲击问题上,北疆政府现在没有什么好的办法,毕竟关税主权甚至一部分行政主权都掌握在列强手上。只能寄希望于民族产业自身竞争力的提高。
北方实业是贯穿这一经济方针地典型代表,在大量资本和先进科技的武装下,北方实业发展成为中国实业的巨头,称总资本量超过2亿元,如果当时有世界五百强评比的活动,北方实业必然是前50名的企业。在北疆实业的经营理念上,也贯彻了秦时竹和夏海燕提出的“进口替代”方针,秦时竹是着眼于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。以便实现自给自足地经济策略,夏海燕的着眼点则是发挥规模优势和垄断优势,全面参与国际竞争的策略。
庆典结束后,周羽有军事任务在身,迅速地返回了吉林。而夏海燕则留下来和秦时竹探讨经济方针。按照穿越组的分工,夏海燕主管经济方面,特别是宏观经济。
早在义军时期,夏海燕就负责管理账目和财政支出。是内当家,辽阳实业成立后,就负责战略管理。只是后来由于周羽去了吉林,她也随之而去,这项工作转移给了沈蓉。夏海燕的管理方针,是开拓性地,比较激进,敢于冒风险。开滦、开平的合并就是她的杰作。沈蓉的管理相对比较保守,属于守成性质,但两者所处地历史阶段极为不同,1911以后,北方实业已进入了快速膨胀时期,再采取激进的方针,稳定性太差。沈蓉的守成,可以保证秦时竹在需要花钱的时候有钱花(秦时竹平时可是专门开支票。花钱如流水。完全不考虑账目平衡)。
现在夏海燕负责对整个北疆地区的宏观经济进行考察。秦时竹有时候和她开玩笑,说她掌握了话语和政策霸权——一方面指的是她掌握了经济政策的发展方向。一面也是对现实世界的调侃,毕竟在7人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前,中国唯一有资格对政府评头论足地知识分子就是经济学家。
“今年以来,我对北疆农业的发展寄予了比较大的关注。”夏海燕首先谈论农业问题。搞农业经营,农林委员会和农林厅的那些官员经验肯定比夏海燕丰富,但他们的这种能力都是经验性质,缺乏对未来的预见和体制性、结构性调整,擅长微观和中观,但短于宏观。
夏海燕已有了标准的经济学家做派,动辄以数据说话:“从数据上看,垦荒政策无疑是相当成功的。以黑龙江为例,荒地大量开垦,可耕地数目从宣统元年地2100万亩增加到2700多万亩,整个东北三省耕地超过亿亩,北疆地区恐怕在2亿亩以上,生产资料有所扩大。
在传统地生产方式上,由于执行了减税政策,农民的负担减轻了,他们投身农作地积极性也比以往要高,特别是那些因为革命而获得小块土地的自耕农,更加注意精耕细作,仅仅以新民为例,高粱与大豆的亩产是4斗,小麦2斗,陆稻子在5斗以上,都比过去要好。
至于现代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,你已经看过报告了,优越性就不用我多提了……
从产量来看,吉、黑两省人均粮食可达1800余斤,除去用于种子、食用、酿酒、榨油原料和牲畜饲料等消耗,尚可对外输出140万吨以上。整个东三省,粮、豆产量今年可望达到1150万吨,其中大豆产量为210万吨。大豆和小麦,大部分销往华北和南方各省,剩余部分则销往国外,原本以俄国和日本为主,今年以来,输往德国的比例逐渐上升。由于东北大豆质量好,价格较低,德国方面特别欢迎,指令要求扩大出口折抵贷款利息,现在东北大豆的交割,在西欧各国的期货交易所里,已是一项重要的交易品了。因此,我建议继续扩大出口。”
因为与各大农场之间的良好关系,再加上北方实业遍布铁路沿线的收购点,使得北方实业牢牢掌握了东北大豆的对外销售渠道,公司设有专门的收购人员上门收购,以往那种任意倾轧,互相压价的现象越来越少。这个过程也使农民得到了实惠,因为收购员会和他们签订一些协议,保证敞开收购,不至于使得他们增产不增收。现在任何地方要购买足量的大豆,不通过北方实业,基本是不可想象的。
当然,北方实业收购完毕后,对各地油坊的供应也是顺价供应,没有凭借这种优势地位牟取暴利的企图。对小油坊来说,有了专门的收购公司,使得他们不必为原料发愁,反而降低了成本。唯一因此感到烦恼的是原先那些上蹿下跳的投机商,一个稳定的市场对买方还是卖方都是有利的,因为他维护了市场的秩序,但恰恰挤占了投机空间。
“从经营规模来看,各地普遍都有所扩大,特别是今年形势如此之好后,各地的‘大农’卯足了劲要扩大规模,那些农垦公司,大农场也纷纷追加投资,吸收入股。吉林目前已有各类垦殖公司76家,总共缴纳资本704万余元,我保守估计,明年可以突破1000万。”夏海燕补充说明道,“甚至那些在政治上被打倒的满蒙旗主、王公,也投入了农业开发的大行列,据说收益颇丰,很多人已经迁往吉林、龙江、长春等大城市居住,再也不愿住在乡下做土财主了。”
这一点秦时竹深有感触,一方面在政治上将满蒙旧时官僚降低到了最低点,如果不能在经济待遇上予以保证,他们始终是不安定的因素。从现在的情况来看,绝大多数人已完全明白复辟无望的局面,安心于自己发财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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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15章大农兴盛
伴随着“大农”经营的兴盛,经营地主和富农都使用—定数量的雇工,雇工阶层也随之壮大。“大农”经营的兴盛带来了庞大的雇农群,雇工阶层迅速壮大,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极都出现了。在秦时竹看来,两极对立并不可怕,只要协调好照样可以形成互惠互利的关系,首先是要把蛋糕做大,其次才是考虑如何分配。由于农垦公司的榜样力量,公司制是“大农”的一个重要经营方式,许多经营地主和富农兴建了许多农垦公司,采用雇工劳动。
据不完全统计,仅吉林的火犁、东井、智远、近思、等几家农垦公司就有雇工9000余人,这些雇工基本上是从山西、直隶、山东、河南等地迁移来的贫苦农民,黑龙江的三大农垦公司也都不同程度地雇佣农场工人。虽然这种早期的“公司制”都是一些头脑比较灵活的地主、富农捣鼓出来的,简陋的令人发笑,但毕竟是新生事物,各省农林厅予以了广泛的扶持,不仅下发了相对正规的契约、公司制度文本,还发放了不少如何经营、管理的小册子,深得他们的欢迎。
当然,在公司制以外也有沿用传统雇佣方式进行经营的,这种模式可谓旧瓶装新酒,形式没变,内涵已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,以辽宁居多,对辽宁南部西部和北部的多次调查显示,经营土地几十垧的农户,均雇有一定数量的劳动力,雇工户约占经营农户的40%以上,其余为自耕农。
造成东北地区雇工阶层队伍壮大的原因相对要复杂一些:一是由于耕地的集中程度不断增强,使许多农民因种种原因逐渐丧失了土地,一部分成为佃农,一部分则被靠出卖劳动力而成为农业工人。以此弥补生活费;二是由于大农经营成本的降低,使得小自耕农生产成为相对不经济地经营方式,特别是铁路沿线地区,粮价较低,很多人的粮食生产成本还高于粮价,他们只能明智地选择卖掉土地,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成为雇佣工人。这其中也有极个别自耕农自发地组织起来,组成一个较大的“生产组”。但由于农民眼光的局限和操作的繁琐,这种经营方式很容易出问题;三是由于垦荒政策,许多华北移民闯东北,尤其是来到黑龙江省后,便很快成为垦殖公司的雇佣对象,由于政策和历史原因,东北“大农”的剥削程度与关内相比要轻,多数普通农工地年工资在85元。熟练农工年工资平均为100—125元。这样的收入维持正常生活是不成问题的,许多农工便不会因为无法维持生计而另逃到别处去,从而有利于雇佣关系的建立和相对稳定。
但这种雇佣关系是不是已经意味着农业资本主义因素呢?中国不是没有雇佣,但往往有超经济的强制,秦时竹很不放心。生怕穿新鞋走老路。经过仔细研究,他得出了一个比较鼓舞人心的回答――应当是肯定的。此时的雇工,与以往雇工已有很大不同,无论是公司制还是公司制以外地“大农”经营。雇工们与雇主之问的关系基本建立在法权平等的基础上,雇主与雇工都要履行契约所规定的义务,而这种契约都是标准格式,要报县农林局备案和签章的。
根据契约期地长短,雇工分为长工和短工。长工即年工,短工即日工。这种契约期的长短,从作为农业工人的历史形成、身份解放和劳动力的流动等方面看,都具有重要地意义。体现近代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。年工以年为单位,根据契约都受雇于雇主,出劳力耕作,领取工资,逐渐成为离开土地的农业工人。日工是按一天或几天的契约雇佣(主要是农忙时节),受雇期间雇主供饭,但多数通勤,有自由时间。过独立的生活。工钱一般以现金支付。所以日工是比年工更完备的雇工形态,是在农业经营、价值实现和生活等方面具有很大人身自由和独立性的农业工人。完全具有独立性、自由性和流动性这一近代形态。
在这种生产关系中,雇主出资(土地、劳动工具、住所等生产资料和工资),雇工出力,按日、月或年计值,生产主要是为销售,以获得利润为目的。雇工在本质上已不再是传统地封建雇农,而是在丧失了生产资料的前提下,单纯靠出卖劳动力,领取工资以过活,具备了近代资本主义农业雇佣工人的特征。而且,这种雇佣关系是受到法律保护的,有相对公平的格式条款,任何人单方面违反,都要受到制裁。特别是稍微处于强势地位的雇主,不得不收敛他们本来惯用的一套。
雇农群的形成、雇工队伍地壮大标志着农业资本主义因素地迅速增长,“大农”经营已具备了资本主义农业经营公司的特点。“大农”经营地兴盛和雇工阶层的壮大突出地反映了东北农业近代化的进程。这种进程在政治和经济上具有双重意义。
按照秦时竹的理解,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是不错的,在整体上也符合实际情况,但并不是说中国就没有发展独立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来源。恰恰相反,中国在辛亥革命后其实已具备了一定的可能性,但被军阀混战给破坏了,后来又遭遇了日本侵华,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犹如春天的小苗,还没有长大成熟,就被无情的风雨扫落在地,等不到收获的那一天。现在既然建立了北疆体制,就要在政治上予以最大可能的保护。
在经济上,中国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也遭遇了严重阻碍,一方面是本国官僚体制的横征暴敛和厘金关卡的窒息,另一方面是来自外国廉价产品的冲击。事实证明,在中国政局比较稳定的一战期间,加上没有外国产品的竞争,中国民族企业获得了一个短暂的春天。现在北疆方面要做地,就是努力要尽力消除这两方面的影响。
在北疆财政委员会的协调下。各省不同程度地实行了减税,虽然财政依旧有赤字,但北疆宁愿借债也不增加税收。对于厘金税卡,也大力予以撤除,减少商品的流通成本,努力增强企业的竞争力……在外国产品的冲击问题上,北疆政府现在没有什么好的办法,毕竟关税主权甚至一部分行政主权都掌握在列强手上。只能寄希望于民族产业自身竞争力的提高。
北方实业是贯穿这一经济方针地典型代表,在大量资本和先进科技的武装下,北方实业发展成为中国实业的巨头,称总资本量超过2亿元,如果当时有世界五百强评比的活动,北方实业必然是前50名的企业。在北疆实业的经营理念上,也贯彻了秦时竹和夏海燕提出的“进口替代”方针,秦时竹是着眼于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。以便实现自给自足地经济策略,夏海燕的着眼点则是发挥规模优势和垄断优势,全面参与国际竞争的策略。
庆典结束后,周羽有军事任务在身,迅速地返回了吉林。而夏海燕则留下来和秦时竹探讨经济方针。按照穿越组的分工,夏海燕主管经济方面,特别是宏观经济。
早在义军时期,夏海燕就负责管理账目和财政支出。是内当家,辽阳实业成立后,就负责战略管理。只是后来由于周羽去了吉林,她也随之而去,这项工作转移给了沈蓉。夏海燕的管理方针,是开拓性地,比较激进,敢于冒风险。开滦、开平的合并就是她的杰作。沈蓉的管理相对比较保守,属于守成性质,但两者所处地历史阶段极为不同,1911以后,北方实业已进入了快速膨胀时期,再采取激进的方针,稳定性太差。沈蓉的守成,可以保证秦时竹在需要花钱的时候有钱花(秦时竹平时可是专门开支票。花钱如流水。完全不考虑账目平衡)。
现在夏海燕负责对整个北疆地区的宏观经济进行考察。秦时竹有时候和她开玩笑,说她掌握了话语和政策霸权——一方面指的是她掌握了经济政策的发展方向。一面也是对现实世界的调侃,毕竟在7人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前,中国唯一有资格对政府评头论足地知识分子就是经济学家。
“今年以来,我对北疆农业的发展寄予了比较大的关注。”夏海燕首先谈论农业问题。搞农业经营,农林委员会和农林厅的那些官员经验肯定比夏海燕丰富,但他们的这种能力都是经验性质,缺乏对未来的预见和体制性、结构性调整,擅长微观和中观,但短于宏观。
夏海燕已有了标准的经济学家做派,动辄以数据说话:“从数据上看,垦荒政策无疑是相当成功的。以黑龙江为例,荒地大量开垦,可耕地数目从宣统元年地2100万亩增加到2700多万亩,整个东北三省耕地超过亿亩,北疆地区恐怕在2亿亩以上,生产资料有所扩大。
在传统地生产方式上,由于执行了减税政策,农民的负担减轻了,他们投身农作地积极性也比以往要高,特别是那些因为革命而获得小块土地的自耕农,更加注意精耕细作,仅仅以新民为例,高粱与大豆的亩产是4斗,小麦2斗,陆稻子在5斗以上,都比过去要好。
至于现代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,你已经看过报告了,优越性就不用我多提了……
从产量来看,吉、黑两省人均粮食可达1800余斤,除去用于种子、食用、酿酒、榨油原料和牲畜饲料等消耗,尚可对外输出140万吨以上。整个东三省,粮、豆产量今年可望达到1150万吨,其中大豆产量为210万吨。大豆和小麦,大部分销往华北和南方各省,剩余部分则销往国外,原本以俄国和日本为主,今年以来,输往德国的比例逐渐上升。由于东北大豆质量好,价格较低,德国方面特别欢迎,指令要求扩大出口折抵贷款利息,现在东北大豆的交割,在西欧各国的期货交易所里,已是一项重要的交易品了。因此,我建议继续扩大出口。”
因为与各大农场之间的良好关系,再加上北方实业遍布铁路沿线的收购点,使得北方实业牢牢掌握了东北大豆的对外销售渠道,公司设有专门的收购人员上门收购,以往那种任意倾轧,互相压价的现象越来越少。这个过程也使农民得到了实惠,因为收购员会和他们签订一些协议,保证敞开收购,不至于使得他们增产不增收。现在任何地方要购买足量的大豆,不通过北方实业,基本是不可想象的。
当然,北方实业收购完毕后,对各地油坊的供应也是顺价供应,没有凭借这种优势地位牟取暴利的企图。对小油坊来说,有了专门的收购公司,使得他们不必为原料发愁,反而降低了成本。唯一因此感到烦恼的是原先那些上蹿下跳的投机商,一个稳定的市场对买方还是卖方都是有利的,因为他维护了市场的秩序,但恰恰挤占了投机空间。
“从经营规模来看,各地普遍都有所扩大,特别是今年形势如此之好后,各地的‘大农’卯足了劲要扩大规模,那些农垦公司,大农场也纷纷追加投资,吸收入股。吉林目前已有各类垦殖公司76家,总共缴纳资本704万余元,我保守估计,明年可以突破1000万。”夏海燕补充说明道,“甚至那些在政治上被打倒的满蒙旗主、王公,也投入了农业开发的大行列,据说收益颇丰,很多人已经迁往吉林、龙江、长春等大城市居住,再也不愿住在乡下做土财主了。”
这一点秦时竹深有感触,一方面在政治上将满蒙旧时官僚降低到了最低点,如果不能在经济待遇上予以保证,他们始终是不安定的因素。从现在的情况来看,绝大多数人已完全明白复辟无望的局面,安心于自己发财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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