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025章 山西票号
风雨
第025章山西票号
“我看就以此作为教育方针和校训吧。现在已开春,什么时候开始招生?我觉得越早开始越好。”黄炎培说,“前清的教育体制并不齐备,如果一定按照标准卡住,那是没有多少合格的学生来就读高中以上学校的,我看现在就可以陆陆续续开始招生。首先举行入学考试,达到标准的,直接插班,没有达到的先进行补习,然后根据个人程度的不同,在秋季开学时安排到不同年级入学。
“好,动用政府、民间团体和《人民日报》的力量,尽快把这个信息全部传播出去,特别是在南方加强宣传的学生。”秦时竹想了想,“外语学习,至关重要,我看是不是要求学生必须学习一门外语?”
“从高小以上开始安排如何?语言这个东西,越早学习越好,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师资短缺,安排高小以上应该没问题吧?”葛洪义想起当时自己有很多同学学外语非常痛苦,就觉得这个一定要及早落实。
黄炎培苦笑了一声:“莫说高小,就是初中能全部开出来都勉为其难。这样吧,我尽力而为,但不要一刀切!”
“不管怎么样,高中以上学校必须开设外语,主要是英语;在高专以上,可以学习其余外语,如日语、德语、法语、俄语也要重视之。”秦时竹斩钉截铁的地说,“这个教师要是不足,我想办法从外国聘请!”
秦时竹要来山西,蓝天蔚也很兴奋,上次京城兵变,秦时竹及时向他通报,并授意他虚张声势。蓝是何等精明之人,一眼就看出老袁的做派。对秦时竹的应变之道,不由得竖起了大拇指。沈麒昌、熊希龄的先期到达,更是平添几分亲切。
沈、熊两人的主要目的就是兴办实业、开采煤铁和筹建分行,两人一到太原就陆续拜见了山西绅商和各界名流。
他们走之前,秦时竹和沈麒昌有段对话:“山西煤铁矿富集,列强垂涎已久。岳父可知其详?”
“听说一点,光绪二十三年,刘鹗(《老残游记》的作者)弃官从商。唆使山西巡抚胡聘之以晋丰公司名义向外国银行借款1000万两,与意大利商人共同开发孟县、平定、潞安、泽州等地矿产,双方签订了合同,将山西矿权全部卖给了外国,各列强纷纷插手,要求利益共享。山西人士拍案而起,要求收回,清廷见众怒难犯。将山西矿权收归总理衙门所有,从那以后,我深知矿权重要,就开采了自家地煤矿。”沈麒昌对往事还是记忆犹新。
可迫于列强的压力,清廷次年又授意山西代表曹中裕与福公司罗沙第订立章程19条。远比刘鹗、胡聘之卖国更为彻底。七年后,清政府又派遣盛宣怀订立四条铁路的修筑合同,激起山西民众的抗议。山西矿权最后还是不保。后来,山西富商刘茂赏、冯济川发起开办保晋矿务公司。与官府要员商定,由各县钱粮亩捐作为股金,另由票号和各界绅商认购,推举祁县人渠本翘为总经理。官司和交涉一直陆陆续续地在进行,但晋人为了矿权始终不屈不挠,直到光绪33年,保晋矿务公司才以275万两银子的代价收回了山西的矿权。
沈麒昌告诉秦时竹:“就因为这事,我认识了渠本翘和一大帮山西朋友。”
“我记起来了。当时是不是有人找您来借钱?而且开口数目很大。”经沈麒昌的提醒,秦时竹问,“是否此人就是渠本翘?”
“正是,当时渠老板自己资金不够,但为了赎回矿权,他亲自出面向各票号借款150余万两,从我这里也借了5万两应急。从那以后,我就和他来往不断。”沈麒昌愤愤地说。“前后十年。福公司凭着一份空头合同,什么本钱都没有下。就白白赚取了这么大数额的银子。我回想起来,至今还十分痛恨,所以上回你们要收回开滦地矿权,我是全力支持。”
“这么说起来,渠本翘还真是个人物!”
沈麒昌乐了:“不仅如此,其人又好办学,人称‘渠学士’,在山西声名远播。咱们这回去山西,无论是开银行,修铁路也好,开矿山、办教育也罢,若是得到他的协助,肯定能顺利的多。”
“都说晋商甲于天下,想来这渠本翘精明异常,可是要小心。”
“这个我明白,不过渠本翘经商多年,口碑甚佳,如果戒心太重,反显得吾辈气量不够。”沈麒昌问秦时竹,“复生啊,你有什么打算?我知道你打算都是好的,计划也有章法,就是需要别人帮你干事对不对?”
“我只会纸上谈兵,身体力行不行。”秦时竹大笑。
“若是换成别人,我也许会说他眼高手低。但你不同,你现在已是北疆巡阅使了,自然要筹划全局,高瞻远瞩,若是事事亲为,还不上下乱套?诸葛武候为什么阳寿不长,就是因为太过操心,你放心,有什么打算一并说给我听。”
“主要是三条。
第一:要发动绅商集资修铁路,一条同蒲路,一条张绥路。咱们可以搭上股份,但最好能以铁轨、机车等物资折价,一方面不用占据大量流动资金,另一方面也可为北方公司的产品找到销路。
第二:要在山西开人民银行的分行,要求能统一货币,也发行人民币,我知道这个有难度,山西的票号本来就很发达,为了减轻阻力,咱们是不是可以和他们合作?
第三:我听说保晋公司一年产煤数量其实很少,我想咱们把矿权拿下来,然后推广机器采煤,至于设备可以从德国进口,若是有绅商想搭股,也可一律放行。
第四:近30年来,山西陆陆续续地创办了20个新式工矿企业。但因经营不善、贪污*,大都倒闭,只有一个山西机器局还在勉强维持。民办、商办比较出名的有山西平陆矿务公司、山西晋益煤矿公司、太原电灯公司、玉成永铁工厂、浚源纺织公司等,但总投资却少地可怜,一共只有区区290万元。岳父能不能说服他们都归入北方公司,咱们可以按照他们的价钱或是给予现金,或是给予股票……”
“我一定尽力而为。”
票号是中国传统金融机构,近代尤以山西最为发达。票号资本或财东独资。或二三人合伙,对企业负无限责任,除所投资本外,还以本人家庭财产作保证。因而票号信誉不在资本大小,而在于东家的财富和身份地位。但票号财东一般不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,而是全权委托给经理,即俗称的“大掌柜”。他们多半与东家有亲缘关系或师徒关系,有地类似主仆。以忠义作为两者间维系的纽带。他们与东家之间不肯背生忘死,也绝少坑蒙欺骗之事。票号的管理实行总号集权制,分号虽多,无独立资本,所有资金都由总号大掌柜一手调度。分行经理俗称“老帮”、“二帮”。是大掌柜的助手,忠实执行大掌柜地命令。他们的任命也由大掌柜遴选,与其有个人间的信任关系。票号实行学徒制,总分号的职员以至经理都由本号学徒递升。习称伙友。学徒自然多数是本地人,有一定家底,而且与掌柜地往往沾亲带故,很重视人脉……
“乡土气息很重嘛……”沈麒昌想了半天,“这到底好不好呢?”
“怎么说呢,这种习惯与洋人那种‘认钱不认人’的脾气完全不同,有利于保持彼此的人际关系和人员稳定。”熊希龄说,“我打个比方。当时渠本翘向各票号借款,他本人根本就没有可供抵押的东西,但因为经商日久,票号们不是因为关系好面子抹不下,或是因为他信誉好而愿意借给他。但若是换成了洋人地银行,肯定是不借的。”
“我当时也是因为面子抹不开而借给他钱。”沈麒昌自我解嘲般地说,“看来我还没有完全‘认钱不认人’。”
“沈老真会说笑。其实,洋人的想法也没有什么不好的。你想。若是这渠本翘没有能力归还。你地银子没了就没了,影响还不是很大。那些票号可就惨了。说不定会集体倒闭!”
“有这么严重?不就150万两嘛!我听说那些票号多时能达到一万万两。”
“沈老看来是没吃过缺钱的苦头。这150万两要是没了,众多储户一得知,肯定担心自己的资金安全而纷纷前来挤兑,一万万虽然多,但都不是票号东家的,他们各自地资本,不过也就在四五百万两间,一下子少了150万,必然周转失灵。”熊希龄用活生生地例子解释,“咱别的不说,就说复生,去年因为军饷和锡良总督闹红了脸,一气之下,让您给开了一张100万元地官贴兑换,差点没把我气死。”
“啊?复生和你还有这个过节?这其中内情我可是不得而知。”
“这就要问您老的好女婿了!”熊希龄一脸尴尬,“算了,现在都民国了,就不要老是纠缠这些前清地事情,免得复生又说我心里小气。”
“秉三,事情就这么过去了,小婿年轻气盛,干事情不计后果,老夫给你陪个不是吧!”
“那倒不用!”熊希龄出气后又顺着刚才的思路讲了下去。
分配制度是与人事制度相一致的,一般职员与东家关系疏远,实行年薪制。有些职员职位比较重要,及个别受重用的,包括总分号的经理则实行另外一种分配制度――顶股制,即和东家一起参与分红。东家按出资多少分红,称银股,职员按其职务不同,称身股。大掌柜一般吃一股或以上,分号经理吃七厘、八厘或一股。银股和身股虽然没有统一标准,但总体来说,总是身股多于银股。比如,百川通票号利润是按30股分配,其中银股10股,人力股(身股的总和)占其余20股。这当然不是说利润大部分归职员,因为人力股所得包括了薪水。一般而言,分红在年终进行,职员平时由号供应伙食和一定的零花费用。
山西票号发达,几百年来逐渐形成了帮派,主要由祁帮、平遥帮和太谷帮三大帮,区分的标准,不是根据东家是哪一县人而是根据总号地所在地,三县便是山西票号的三个活动中心。不过这种分帮,只有在营业互济中才明显地区别出来。例如承汇一笔大款,一家吃不下来或风险太大,需要几家联合,就必然找同帮的票号帮忙,同享利润,有点类似于洋人的银行团。当时,和银行不一样的是,这种同业往来,往往少之又少。一般票号间不太涉及经济交往,与银行间经常进行的同业拆借大异其趣。
“这样老死不相往来总不是办法,在这点上票号是落后啦!”沈麒昌踌躇满志地说,“咱们要是办起了银行,一定能比他们弄得更好。”
“不仅如此,票号与银行还有另一个不同之处——收存官款没有利息,私人存款的利息也很低,储户主要是为了资金安全而非奔着利息去。而银行存款总是有利息的。”
“这么说来,如果我们办银行给利息地话,存户都会被吸引过来?”沈麒昌立马抓住了问题地关键。
“不仅如此,那样一来,等于我们把他们整个经营方针都打破了。原本票号经营,因为存款相对来的容易,票号在放款时,一般只发放信用贷款,不收抵押,但商场风云变幻,一旦贷款人生意失败,这笔款子可能就收不回来,再加没有抵押,票号损失会很大。因此放款时地客户信用很重要,没有良好的关系,休想从票号得到贷款。那些自身实力不够的人,往往借不到,票号主要放款给大商号和钱庄,商号中又以晋商为主”
“哈哈,肥水不流外人田!”沈麒昌乐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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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025章山西票号
“我看就以此作为教育方针和校训吧。现在已开春,什么时候开始招生?我觉得越早开始越好。”黄炎培说,“前清的教育体制并不齐备,如果一定按照标准卡住,那是没有多少合格的学生来就读高中以上学校的,我看现在就可以陆陆续续开始招生。首先举行入学考试,达到标准的,直接插班,没有达到的先进行补习,然后根据个人程度的不同,在秋季开学时安排到不同年级入学。
“好,动用政府、民间团体和《人民日报》的力量,尽快把这个信息全部传播出去,特别是在南方加强宣传的学生。”秦时竹想了想,“外语学习,至关重要,我看是不是要求学生必须学习一门外语?”
“从高小以上开始安排如何?语言这个东西,越早学习越好,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师资短缺,安排高小以上应该没问题吧?”葛洪义想起当时自己有很多同学学外语非常痛苦,就觉得这个一定要及早落实。
黄炎培苦笑了一声:“莫说高小,就是初中能全部开出来都勉为其难。这样吧,我尽力而为,但不要一刀切!”
“不管怎么样,高中以上学校必须开设外语,主要是英语;在高专以上,可以学习其余外语,如日语、德语、法语、俄语也要重视之。”秦时竹斩钉截铁的地说,“这个教师要是不足,我想办法从外国聘请!”
秦时竹要来山西,蓝天蔚也很兴奋,上次京城兵变,秦时竹及时向他通报,并授意他虚张声势。蓝是何等精明之人,一眼就看出老袁的做派。对秦时竹的应变之道,不由得竖起了大拇指。沈麒昌、熊希龄的先期到达,更是平添几分亲切。
沈、熊两人的主要目的就是兴办实业、开采煤铁和筹建分行,两人一到太原就陆续拜见了山西绅商和各界名流。
他们走之前,秦时竹和沈麒昌有段对话:“山西煤铁矿富集,列强垂涎已久。岳父可知其详?”
“听说一点,光绪二十三年,刘鹗(《老残游记》的作者)弃官从商。唆使山西巡抚胡聘之以晋丰公司名义向外国银行借款1000万两,与意大利商人共同开发孟县、平定、潞安、泽州等地矿产,双方签订了合同,将山西矿权全部卖给了外国,各列强纷纷插手,要求利益共享。山西人士拍案而起,要求收回,清廷见众怒难犯。将山西矿权收归总理衙门所有,从那以后,我深知矿权重要,就开采了自家地煤矿。”沈麒昌对往事还是记忆犹新。
可迫于列强的压力,清廷次年又授意山西代表曹中裕与福公司罗沙第订立章程19条。远比刘鹗、胡聘之卖国更为彻底。七年后,清政府又派遣盛宣怀订立四条铁路的修筑合同,激起山西民众的抗议。山西矿权最后还是不保。后来,山西富商刘茂赏、冯济川发起开办保晋矿务公司。与官府要员商定,由各县钱粮亩捐作为股金,另由票号和各界绅商认购,推举祁县人渠本翘为总经理。官司和交涉一直陆陆续续地在进行,但晋人为了矿权始终不屈不挠,直到光绪33年,保晋矿务公司才以275万两银子的代价收回了山西的矿权。
沈麒昌告诉秦时竹:“就因为这事,我认识了渠本翘和一大帮山西朋友。”
“我记起来了。当时是不是有人找您来借钱?而且开口数目很大。”经沈麒昌的提醒,秦时竹问,“是否此人就是渠本翘?”
“正是,当时渠老板自己资金不够,但为了赎回矿权,他亲自出面向各票号借款150余万两,从我这里也借了5万两应急。从那以后,我就和他来往不断。”沈麒昌愤愤地说。“前后十年。福公司凭着一份空头合同,什么本钱都没有下。就白白赚取了这么大数额的银子。我回想起来,至今还十分痛恨,所以上回你们要收回开滦地矿权,我是全力支持。”
“这么说起来,渠本翘还真是个人物!”
沈麒昌乐了:“不仅如此,其人又好办学,人称‘渠学士’,在山西声名远播。咱们这回去山西,无论是开银行,修铁路也好,开矿山、办教育也罢,若是得到他的协助,肯定能顺利的多。”
“都说晋商甲于天下,想来这渠本翘精明异常,可是要小心。”
“这个我明白,不过渠本翘经商多年,口碑甚佳,如果戒心太重,反显得吾辈气量不够。”沈麒昌问秦时竹,“复生啊,你有什么打算?我知道你打算都是好的,计划也有章法,就是需要别人帮你干事对不对?”
“我只会纸上谈兵,身体力行不行。”秦时竹大笑。
“若是换成别人,我也许会说他眼高手低。但你不同,你现在已是北疆巡阅使了,自然要筹划全局,高瞻远瞩,若是事事亲为,还不上下乱套?诸葛武候为什么阳寿不长,就是因为太过操心,你放心,有什么打算一并说给我听。”
“主要是三条。
第一:要发动绅商集资修铁路,一条同蒲路,一条张绥路。咱们可以搭上股份,但最好能以铁轨、机车等物资折价,一方面不用占据大量流动资金,另一方面也可为北方公司的产品找到销路。
第二:要在山西开人民银行的分行,要求能统一货币,也发行人民币,我知道这个有难度,山西的票号本来就很发达,为了减轻阻力,咱们是不是可以和他们合作?
第三:我听说保晋公司一年产煤数量其实很少,我想咱们把矿权拿下来,然后推广机器采煤,至于设备可以从德国进口,若是有绅商想搭股,也可一律放行。
第四:近30年来,山西陆陆续续地创办了20个新式工矿企业。但因经营不善、贪污*,大都倒闭,只有一个山西机器局还在勉强维持。民办、商办比较出名的有山西平陆矿务公司、山西晋益煤矿公司、太原电灯公司、玉成永铁工厂、浚源纺织公司等,但总投资却少地可怜,一共只有区区290万元。岳父能不能说服他们都归入北方公司,咱们可以按照他们的价钱或是给予现金,或是给予股票……”
“我一定尽力而为。”
票号是中国传统金融机构,近代尤以山西最为发达。票号资本或财东独资。或二三人合伙,对企业负无限责任,除所投资本外,还以本人家庭财产作保证。因而票号信誉不在资本大小,而在于东家的财富和身份地位。但票号财东一般不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,而是全权委托给经理,即俗称的“大掌柜”。他们多半与东家有亲缘关系或师徒关系,有地类似主仆。以忠义作为两者间维系的纽带。他们与东家之间不肯背生忘死,也绝少坑蒙欺骗之事。票号的管理实行总号集权制,分号虽多,无独立资本,所有资金都由总号大掌柜一手调度。分行经理俗称“老帮”、“二帮”。是大掌柜的助手,忠实执行大掌柜地命令。他们的任命也由大掌柜遴选,与其有个人间的信任关系。票号实行学徒制,总分号的职员以至经理都由本号学徒递升。习称伙友。学徒自然多数是本地人,有一定家底,而且与掌柜地往往沾亲带故,很重视人脉……
“乡土气息很重嘛……”沈麒昌想了半天,“这到底好不好呢?”
“怎么说呢,这种习惯与洋人那种‘认钱不认人’的脾气完全不同,有利于保持彼此的人际关系和人员稳定。”熊希龄说,“我打个比方。当时渠本翘向各票号借款,他本人根本就没有可供抵押的东西,但因为经商日久,票号们不是因为关系好面子抹不下,或是因为他信誉好而愿意借给他。但若是换成了洋人地银行,肯定是不借的。”
“我当时也是因为面子抹不开而借给他钱。”沈麒昌自我解嘲般地说,“看来我还没有完全‘认钱不认人’。”
“沈老真会说笑。其实,洋人的想法也没有什么不好的。你想。若是这渠本翘没有能力归还。你地银子没了就没了,影响还不是很大。那些票号可就惨了。说不定会集体倒闭!”
“有这么严重?不就150万两嘛!我听说那些票号多时能达到一万万两。”
“沈老看来是没吃过缺钱的苦头。这150万两要是没了,众多储户一得知,肯定担心自己的资金安全而纷纷前来挤兑,一万万虽然多,但都不是票号东家的,他们各自地资本,不过也就在四五百万两间,一下子少了150万,必然周转失灵。”熊希龄用活生生地例子解释,“咱别的不说,就说复生,去年因为军饷和锡良总督闹红了脸,一气之下,让您给开了一张100万元地官贴兑换,差点没把我气死。”
“啊?复生和你还有这个过节?这其中内情我可是不得而知。”
“这就要问您老的好女婿了!”熊希龄一脸尴尬,“算了,现在都民国了,就不要老是纠缠这些前清地事情,免得复生又说我心里小气。”
“秉三,事情就这么过去了,小婿年轻气盛,干事情不计后果,老夫给你陪个不是吧!”
“那倒不用!”熊希龄出气后又顺着刚才的思路讲了下去。
分配制度是与人事制度相一致的,一般职员与东家关系疏远,实行年薪制。有些职员职位比较重要,及个别受重用的,包括总分号的经理则实行另外一种分配制度――顶股制,即和东家一起参与分红。东家按出资多少分红,称银股,职员按其职务不同,称身股。大掌柜一般吃一股或以上,分号经理吃七厘、八厘或一股。银股和身股虽然没有统一标准,但总体来说,总是身股多于银股。比如,百川通票号利润是按30股分配,其中银股10股,人力股(身股的总和)占其余20股。这当然不是说利润大部分归职员,因为人力股所得包括了薪水。一般而言,分红在年终进行,职员平时由号供应伙食和一定的零花费用。
山西票号发达,几百年来逐渐形成了帮派,主要由祁帮、平遥帮和太谷帮三大帮,区分的标准,不是根据东家是哪一县人而是根据总号地所在地,三县便是山西票号的三个活动中心。不过这种分帮,只有在营业互济中才明显地区别出来。例如承汇一笔大款,一家吃不下来或风险太大,需要几家联合,就必然找同帮的票号帮忙,同享利润,有点类似于洋人的银行团。当时,和银行不一样的是,这种同业往来,往往少之又少。一般票号间不太涉及经济交往,与银行间经常进行的同业拆借大异其趣。
“这样老死不相往来总不是办法,在这点上票号是落后啦!”沈麒昌踌躇满志地说,“咱们要是办起了银行,一定能比他们弄得更好。”
“不仅如此,票号与银行还有另一个不同之处——收存官款没有利息,私人存款的利息也很低,储户主要是为了资金安全而非奔着利息去。而银行存款总是有利息的。”
“这么说来,如果我们办银行给利息地话,存户都会被吸引过来?”沈麒昌立马抓住了问题地关键。
“不仅如此,那样一来,等于我们把他们整个经营方针都打破了。原本票号经营,因为存款相对来的容易,票号在放款时,一般只发放信用贷款,不收抵押,但商场风云变幻,一旦贷款人生意失败,这笔款子可能就收不回来,再加没有抵押,票号损失会很大。因此放款时地客户信用很重要,没有良好的关系,休想从票号得到贷款。那些自身实力不够的人,往往借不到,票号主要放款给大商号和钱庄,商号中又以晋商为主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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