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八百二十四章 人人纳税
为了让朝臣们知道杜锦宁的能耐,第二日早朝时,赵晤便将两个解决方案跟大臣们说了,还特意说明这是宁国长公主出的主意。
当初赵晤和齐伯昆商议赐予杜锦宁长公主的身份时,就考虑过唐朝有公主参政的先例。身为公主,享受着国家的奉供,就有为国家兴亡出力的义务。国难当头时,有能力的公主支撑朝政、领兵出征,没能力的与外域和亲,以此种种来挽救整个国家。
因此,杜锦宁被赐了长公主的身份后,朝中大臣并没有把她当成依附于男子的普通女子,自然而然地把她当成了一个政治个体。
现在听到杜锦宁把困扰他们的问题解决了,大家不但没有对她一介女流插手政事而反感,反而对她的能力有了新的认知。
吴证听到这些问题是杜锦宁解决的,他就坐不住了,下了朝就直接到杜宅求见杜锦宁。
杜锦宁是打算成亲之日再跟齐慕远一起搬进公主府,所以尽管那边修缮好了,她仍住在杜府。听到吴证求见,她诧异了一下,到了前厅接待他。
“吴大人,不知这么急找我有何事?”杜锦宁开门见山地问道。
此时还是上衙时间呢,要是没有急事,吴证断不会这个时候来找她。
吴证来的时候心急火燎,可这会子又觉得话说不出口了。
“这、这个……呵呵,也没啥事。”
杜锦宁丢给他一个“你信吗”的眼神:“吴大人有话尽管说。”
她这段时间来,都是穿着宽袍大袖的衣衫,亦男亦女,行止洒脱,说话做事还是跟以前一样落落大方,丝毫不让人觉得她是个小女子。吴证就觉得眼前的杜锦宁还是当初在润州跟他们一起喝酒的杜锦宁,为人磊落,待人真诚,值得信赖。
他将心一横,道:“杜……公主,我听齐老大人说,您打小就立志要做大司农;我还听闻昨日您在皇上和众位大人面前说,要把以后卖种子的钱都拿出来,奖励在农业上做出贡献的人,或是用来兴修水利?”
杜锦宁知道他还有下文,点点头道:“是。”
“由此可见公主是以农为重的人。那么公主为何要向皇上进言,振兴商业呢?要知道农才是国之根本;商不过是小道,商人更是重利轻义,靠盘剥他人来牟取暴利。自古到今从来都是重农抑商,为什么公主要向皇上进言要振兴商业?”吴证说得脸都红了,十分激动。
杜锦宁皱起了眉头,定定地望着吴证,半晌没有说话。但眼眸里透露出来的失望之色,却十分明显。
吴证说这番话跟赵晤的方针相悖,本就有些心虚。此时被她这样一瞧,便感觉浑身不自在。
“公主,为何这样看我?”他强撑着问道。
“我以前觉得吴大人是个心底无私、一心为民的好官。可没想到,我看错了。”杜锦宁叹道。
吴证骤然变色。
他正色道:“公主此言,吴某不敢苟同。吴某刚才说那番话不是为了自己,而是为了整个大宋。”
杜锦宁点点头:“吴大人这话我信。”
吴证这话,很容易让人误会,赵晤改变了国策之后,他这个工部尚书就再没有以前那般风光。要知道国家以农为本,重农抑商,工部尚书的地位就十分重要;可如果国家发展商业,农业的地位下降,工部尚书的重要性就会大打折扣。
吴证的为人,杜锦宁十分清楚,他绝对不是这个意思。
他是单纯地为国家的政策走向担忧。
她道:“大宋田地兼并严重,这一点吴大人清楚吧?随着田地兼并越来越严重,国家税收锐减,国库空虚。因为没钱,朝庭想做什么都不容易。这一点,吴大人知晓吧?”
吴证点点头:“但这并不是振兴商业的理由。”
“还真就是!”杜锦宁的表情变得锐利起来,“发展商业,货物流通时要纳税,百姓在经商中也得利。国家和百姓在商业中获利,从而削弱土地的价值与重要性,减少土地兼并给国家带来的影响,这有什么错?为什么一定要重农抑商?吴大人饱读诗书,想来不会不知道当初商鞅在提出这个口号时是一个什么特定条件吧?国家情形不同,国策便应该随之而改变。这有什么错?”
吴证被她说得哑口无言。
杜锦宁的嘴角勾了勾:“这还仅仅是一个开头,而不是结果。”
她直视吴证:“吴大人既然是工部尚书,想来常年来往于田间,接触过许多底层的百姓佃农吧?他们的日子好过吗?他们一年到头辛苦耕种,缴纳了繁重的赋税后还能有多少粮食给自己吃?”
吴证的脸色变了变。
除了县令、知府这些地方基层官员,他可以说是京官里接触底层百姓最多的官员了,自然知道这些百姓过的是怎样艰难的日子。
“你的意思是,让他们不种地,去做买卖?”吴证问道。
“不。”杜锦宁摇头,“我的意思是,等整个国家商业繁荣到一定程度,土地的价值降到一定程度,我会建议皇上取消仕族的纳税优待。”
吴证瞳孔一缩,嘴巴张得老大。
“某个读书人考上了秀才和举人,于是他的亲朋好友马上来投奔他,把自己的田地都挂到他的名下,享受国家的免税政策。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吧?这就是土地兼并的雏形与缩影。”
杜锦宁继续质问:“大宋有多少秀才、举人、进士?朝庭有多少官?宗亲勋贵又有多少?整个国家有多少田地被兼并到他们的名下?”
她直视吴证:“除此以外,还有寺庙道观名下的土地,也都是免税的。他们不用纳税。于是国家要用钱,就只能从余下的那些土地上征收,这等于把整个国家的纳税重担压到了所占土地不多的普通黎民身上。他们纳的税数量繁多,不堪重负,底层百姓苦不堪言。于是阶层两极分化,富的更富,穷的更穷。矛盾激化,国家危矣。”
“而我想做的,就是压低土地价值,减弱仕族的利益损失,减少矛盾,从而顺利推行人人平等、户户纳税的政策。这才是我向皇上进言发展商业的最终目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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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初赵晤和齐伯昆商议赐予杜锦宁长公主的身份时,就考虑过唐朝有公主参政的先例。身为公主,享受着国家的奉供,就有为国家兴亡出力的义务。国难当头时,有能力的公主支撑朝政、领兵出征,没能力的与外域和亲,以此种种来挽救整个国家。
因此,杜锦宁被赐了长公主的身份后,朝中大臣并没有把她当成依附于男子的普通女子,自然而然地把她当成了一个政治个体。
现在听到杜锦宁把困扰他们的问题解决了,大家不但没有对她一介女流插手政事而反感,反而对她的能力有了新的认知。
吴证听到这些问题是杜锦宁解决的,他就坐不住了,下了朝就直接到杜宅求见杜锦宁。
杜锦宁是打算成亲之日再跟齐慕远一起搬进公主府,所以尽管那边修缮好了,她仍住在杜府。听到吴证求见,她诧异了一下,到了前厅接待他。
“吴大人,不知这么急找我有何事?”杜锦宁开门见山地问道。
此时还是上衙时间呢,要是没有急事,吴证断不会这个时候来找她。
吴证来的时候心急火燎,可这会子又觉得话说不出口了。
“这、这个……呵呵,也没啥事。”
杜锦宁丢给他一个“你信吗”的眼神:“吴大人有话尽管说。”
她这段时间来,都是穿着宽袍大袖的衣衫,亦男亦女,行止洒脱,说话做事还是跟以前一样落落大方,丝毫不让人觉得她是个小女子。吴证就觉得眼前的杜锦宁还是当初在润州跟他们一起喝酒的杜锦宁,为人磊落,待人真诚,值得信赖。
他将心一横,道:“杜……公主,我听齐老大人说,您打小就立志要做大司农;我还听闻昨日您在皇上和众位大人面前说,要把以后卖种子的钱都拿出来,奖励在农业上做出贡献的人,或是用来兴修水利?”
杜锦宁知道他还有下文,点点头道:“是。”
“由此可见公主是以农为重的人。那么公主为何要向皇上进言,振兴商业呢?要知道农才是国之根本;商不过是小道,商人更是重利轻义,靠盘剥他人来牟取暴利。自古到今从来都是重农抑商,为什么公主要向皇上进言要振兴商业?”吴证说得脸都红了,十分激动。
杜锦宁皱起了眉头,定定地望着吴证,半晌没有说话。但眼眸里透露出来的失望之色,却十分明显。
吴证说这番话跟赵晤的方针相悖,本就有些心虚。此时被她这样一瞧,便感觉浑身不自在。
“公主,为何这样看我?”他强撑着问道。
“我以前觉得吴大人是个心底无私、一心为民的好官。可没想到,我看错了。”杜锦宁叹道。
吴证骤然变色。
他正色道:“公主此言,吴某不敢苟同。吴某刚才说那番话不是为了自己,而是为了整个大宋。”
杜锦宁点点头:“吴大人这话我信。”
吴证这话,很容易让人误会,赵晤改变了国策之后,他这个工部尚书就再没有以前那般风光。要知道国家以农为本,重农抑商,工部尚书的地位就十分重要;可如果国家发展商业,农业的地位下降,工部尚书的重要性就会大打折扣。
吴证的为人,杜锦宁十分清楚,他绝对不是这个意思。
他是单纯地为国家的政策走向担忧。
她道:“大宋田地兼并严重,这一点吴大人清楚吧?随着田地兼并越来越严重,国家税收锐减,国库空虚。因为没钱,朝庭想做什么都不容易。这一点,吴大人知晓吧?”
吴证点点头:“但这并不是振兴商业的理由。”
“还真就是!”杜锦宁的表情变得锐利起来,“发展商业,货物流通时要纳税,百姓在经商中也得利。国家和百姓在商业中获利,从而削弱土地的价值与重要性,减少土地兼并给国家带来的影响,这有什么错?为什么一定要重农抑商?吴大人饱读诗书,想来不会不知道当初商鞅在提出这个口号时是一个什么特定条件吧?国家情形不同,国策便应该随之而改变。这有什么错?”
吴证被她说得哑口无言。
杜锦宁的嘴角勾了勾:“这还仅仅是一个开头,而不是结果。”
她直视吴证:“吴大人既然是工部尚书,想来常年来往于田间,接触过许多底层的百姓佃农吧?他们的日子好过吗?他们一年到头辛苦耕种,缴纳了繁重的赋税后还能有多少粮食给自己吃?”
吴证的脸色变了变。
除了县令、知府这些地方基层官员,他可以说是京官里接触底层百姓最多的官员了,自然知道这些百姓过的是怎样艰难的日子。
“你的意思是,让他们不种地,去做买卖?”吴证问道。
“不。”杜锦宁摇头,“我的意思是,等整个国家商业繁荣到一定程度,土地的价值降到一定程度,我会建议皇上取消仕族的纳税优待。”
吴证瞳孔一缩,嘴巴张得老大。
“某个读书人考上了秀才和举人,于是他的亲朋好友马上来投奔他,把自己的田地都挂到他的名下,享受国家的免税政策。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吧?这就是土地兼并的雏形与缩影。”
杜锦宁继续质问:“大宋有多少秀才、举人、进士?朝庭有多少官?宗亲勋贵又有多少?整个国家有多少田地被兼并到他们的名下?”
她直视吴证:“除此以外,还有寺庙道观名下的土地,也都是免税的。他们不用纳税。于是国家要用钱,就只能从余下的那些土地上征收,这等于把整个国家的纳税重担压到了所占土地不多的普通黎民身上。他们纳的税数量繁多,不堪重负,底层百姓苦不堪言。于是阶层两极分化,富的更富,穷的更穷。矛盾激化,国家危矣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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