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5.第四十五章:清朝的文治武功
[第4章我对历史的兴趣]
第45节第四十五章:清朝的文治武功
缅甸是中国南方的紧邻,但因万山重叠,两国的交往很晚。本世纪(十八)五十年代,缅甸国王雍籍牙在给中国皇帝的报告上说,第一世纪九十年代时,他的祖先雍田,曾被中国当时东汉政府第四任皇帝刘肇封为缅甸国王(当时称为挥国),还赐给一颗金印。不过中国史学家对此不敢肯定,因为史籍上查不出这个记载,除非真有金印作证。
缅甸跟中国发生关系,似乎开始于十三世纪,位于云南的大理帝国消灭,云南地区随着蒙古帝国的扩张,而并于它子国之一的元帝国,缅甸才跟中国接壤。上世纪(十七)六十年代,缅甸把请求政治庇护的中国明政府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榔,交给清政府。这件事情发生后,中、缅两国的邦交,并没有加强,甚至并没有继续。因为缅甸不断的内乱,中国也正全力在北方开疆拓土。
经过九十年的疏远,本世纪(十八)五十年代,缅甸名王雍籍牙在位,跟中国恢复邦交。他逝世后,儿子孟驳继位,进攻东邻的暹罗王国(泰国),把暹罗并入版图。
缅甸势力膨胀,使它不断干涉中、缅两国之间属于中国的一些部落,这些部落向中国清政府乞援,清政府已十分不高兴。但按下战争电钮的人物,却是清政府的一位赃官云南总督吴达善,他向请求归附的桂家部落(据说他们是跟随朱由榔流亡到缅甸的群臣们的后裔)酋长宫里雁,索取重贿,其中一件是珍珠马鞍,宫里雁无力奉献,吴达善就把他逮捕入狱害死。宫里雁的缅甸籍妻子囊古为丈夫报仇,向缅甸国王孟驳游说,缅甸遂在这位奇女子引导下,向中国沿边发动不断的攻击劫掠。
中国政府改派明瑞出任云南总督,于一七六七年,率军攻入缅甸,企图夺取它的首都瓦城(曼德勒)。可是进入缅甸境后,在一个名叫象孔的地方,陷入缅军的埋伏,全军覆没。中国政府再派第二次远征军,由傅恒当总司令(经略),于六十年代最后一年(一七六九),再度深入。可是热带森林地区所特有的瘴气——空气污染和虐疾,无法克服,将领和战士们相继染病死亡,军心恐惧,在中途停顿,不敢前进。恰恰这时候,缅甸政府得到消息说,暹罗王国故土上的中国侨民郑昭,集结了武装部队,正攻击缅甸的占领军。缅甸不愿两面作战,就向中国请求和解,承认作中国的藩属。远在北京的弘历皇帝,正在进退维谷,也乐得就此结束。但缅甸的态度十分强硬,当中国远征军代表跟缅甸军司令眇旺模谈判,中国要求缅甸归还所侵占的木邦(缅甸腊戍以北一带)等三个部落的土地时渺旺模左顾右盼,没有听完就掉头而去,远征军代表只好瞪着眼睛回来。
缅甸当时的目的只求停战,并不是真心的低头,所以当中国退军之后,两国敌对如故。一直到了十八年后,一个曾经当过和尚,跟前任王室没有关系的国王孟云即位,他为了取得大国的支持,于一七八八年主动向中国进贡。中国政府于一七九○年,加封盖云为缅甸国王,才正式确定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关系。
跟缅甸同样情形的,还有尼泊尔王国。
缅甸开始向中国进贡的那一年,也正是中国护送大越皇帝黎维祁返回东京(河内)复位的那一年——一一七八八。就在这一年,遥远的喜玛拉雅山南麓的小国尼泊尔,突然向比它大一百倍的庞大的中国进攻。尼泊尔王国为什么如此,传说不一,可信的一个传说是,后藏喇嘛教领袖班禅的一个部属丹津班珠丹,因为受到不公平的酷刑(脸上被刺字),逃到尼泊尔。这时正当班禅积欠尼泊尔太多的贸易借款,一直不肯偿还。尼泊尔早已愤怒,得到丹津班珠丹作向导,遂采取强硬手段。清政府一面派四川兵团入藏应战,一面派藩属事务部副部长(理藩院侍郎)巴忠,代表皇帝,担任监军。不知道什么原因,巴忠竟做出一件使人连做梦都梦不到的荒唐怪事,他是由青海那条大道直接到拉萨的,不等四川兵团抵达,就先行跟尼泊尔代表谈判,承诺每年付给尼泊尔一万五千两赠款,换得尼泊尔撤军。但巴忠却向皇帝弘历报告说,尼泊尔已被他巧妙的辩才和义正词严的立场所折服,自动退出中国国境。对于每年一万五千两的赠款,只字不提,而只秘密通知达赖,请达赖按时送去。谁知道达赖一口拒绝,尼泊尔当然不肯甘心。一七九一年,再度进攻,攻陷日喀则,班禅逃到拉萨。尼泊尔军队把班禅宫中所有的珍宝和日喀则民间的财物,抢劫一空。
巴忠听见尼泊尔索取赠款的消息,就跳井自杀。我们无法了解,天下竟有这种浑人,他怎么会想到他可以对如此重大的国际交涉,能够一手掩盖。
中国远征军于次年(一七九二)抵达西藏,尼泊尔军队败走。远征军尾追,越过喜玛拉雅山聂拉木山口,进入尼泊尔国境。尼泊尔军再败走,远征军队进攻它的首都阳布(加德满都),旦夕可下。司令官(大将军)福康安,这位被誉为皇帝弘历手下第一名将,对自己的用兵如神,大为满意,他自比为《三国演义》上的诸葛亮,手拿羽毛扇(这是诸葛亮的标帜),坐在四人抬的轿子上(效法诸葛亮的四轮车),一副戏台上人物的模样,从容指挥作战。尼泊尔乘他正自命不凡,疏于戒备之际,发动猛烈反攻,远征军大败,死伤惨重,福康安狼狈逃命,几乎成了第二个带汁诸葛亮。
然而,当福康安好容易脱离追兵,稳定局势,恐惧尼泊尔下一个攻势时,尼泊尔却派遣使节到军前请求和解,愿作中国的藩属,定期进贡。福康安喜从天降,迫不及待的立即接受尼泊尔的请求,撤军回国。事后才知道,并不是尼泊尔突然发作了神经病,而是另有原因,它曾向邻近的驻在印度东部加尔各答的英国军队求救,英国那时还不愿跟中国结怨,以免妨碍通商,而尼泊尔政府的另一个敌人披楞部落,正在南方国境发动攻击。尼泊尔政府不愿受到前后夹击,而尤其恐惧中国的远征军会源源而来,没有个完。
——尼泊尔当了中国的保护国之后,就发现了好处,成为中国最后丧失的藩属,直到二十世纪初叶,还向中国进贡不辍。
不和中国土地相接的藩属,除了琉球王国外,还有暹罗王国。现代暹罗——二十世纪时改称泰国,它的开国国王郑昭,是中国广东省澄海县人,驱逐缅甸占领军后,他立即派遣使节到北京,请求中国加封。可是当使节还在中途时,发生政变。郑昭被他最亲信的暹罗籍的部将却克里所杀。却克里显然恐惧中国对郑昭之死发生反应,于是改名郑华,坚称是郑昭的儿子。于一七八六年,再派遣使节前往北京,陈述他继承王位的合法性。中国不知道内情,当然加封他为暹罗国王。
暹罗和琉球都是没有经过不愉快的战争场面而归附的藩属,暹罗跟中国的密切关系,远超过缅甸和尼泊尔。举一个例子可作说明,当本世纪(十八)最后一年(一七九九),中国太上皇弘历逝世时,正在北京进贡朝见的两位使节,一位是朝鲜使节,另一位就是暹罗使节,他们适时的代表他们的国王,为皇帝服丧。
——却克里对中国虽坚称是郑昭的儿子,但对他的臣民因无法隐瞒真相的缘故,而自称为拉玛一世,并解释说,他并没有叛变,乃是另外一个将领叛变,由他敉平。
九藩属外的进贡国
中国跟藩属间的关系,可以分为若干等级。
最密切的一级自然是朝鲜。中国为了朝鲜的利益和维护朝鲜的独立的跟领上的完整,所付出的牺牲是可惊的。但中国对朝鲜毫无所求,战争一结束,军队即行撤退。
越南也包括在这一级之中,中国在下世纪(十九)也为援越而对法国作战。不过最重要的一件事还是意识形态方面,自上世纪(十七)明王朝灭亡,朝鲜和越南同时认为满族人不过夷狄之辈,中国在中国故土已经消灭,满族人所篡夺的只是中国的躯壳,只能算是假中国。中国的灵魂,即真中国,已转移到朝鲜和越南的国土——朝鲜人坚持他们是正统的中国,越南人也坚持他们是正统的中国。那就是说,中国已变成了夷狄,朝鲜、越南才是中国。两国对满族人的清王朝,在武力上虽然不能不低头,但从心眼里却十分地瞧它不起。这种心理持续约一百余年,直到本世纪(十八)结束时,才逐渐把清王朝跟中国合而为一。
次一级的是琉球、暹罗。中国对这两个国家的印象,认为他们是那么遥远和那么恭顺。中国皇帝怜恤它们的遥远,而喜悦它们的恭顺,所以对于两国几乎是有求必应,最得实惠
的还是他们的那些使节,赏赐他们也特别丰富,每次从中国回去,都满载而归。
第三级是缅甸、尼泊尔。这两个国家有时候跟中国靠得很近,有时候又比较疏远。中国对他们当然也不肯付出像对朝鲜、越南那样的热烈感情,只求这两个邻国不再在边界制造麻烦,就很高兴了。
除了上述的六个藩属国外,中国还拥有数不清的贸易性质的进贡国。“进贡”的意义,在藩属国来看是定期地向宗主国的一种呈献,在中国来看是一种荣誉——这跟欧洲那种勒索或剥削性的进贡,完全不同。藩属国最大的要件之一,就是定期的向宗主国进贡。但仅只进贡,并不一定是藩属,中国是当时亚洲唯一的庞然大物,矗立在万邦之中,四周相邻的一些小国家小部落,面积人口都处于绝对的劣势,文化物产也都显然落后,免不了对中国巴结奉承,向中国政府呈献该国的一些特产,诸如珠宝奇珍、奇异的动物植物,以及美女株儒,表示他们的崇拜和友谊,希望用以钓出更大的利益。中国从纪元前十二世纪周王朝起,就习惯于这种奉承,认为是一种天经地义、理所当然的事。为了表示天朝大国的气度,对进贡国的那些使节团,一向有完善的照顾。我们回溯八世纪时,那些到了中国就不肯离开的使节,累积下来竟达四千余名之多,以致宰相李泌不得不下令驱逐,就可了解他们所受的待遇优渥到什么程度。有些品格恶劣的使节,甚至还利用这种优待,进入中国国境后,就像强盗一样,沿途横暴,为非作歹。中国政府总念及他们来自遥远的蛮夷之邦,缺少教养,倍加原谅。所以外国进贡的使节,有时候竟成为交通要道上的一大祸害。在进贡了之后,中国政府一定用丰富的赏赐作为回报,价值往往超过贡物的数倍。朝鲜就不断地对中国赏赐的绸缎过多而发出抱怨,因为它促使朝鲜的纺织业破产,严重地打击他们的农村经济。除了丰富的赏赐,使节团在进贡的同时,必然顺便(事实上却是主要的)携带大批货物,乘机做一次大买卖。所以若干国家不惜采取战争的压力,以要求增加进贡的次数。
在这种情形下,向中国进贡的非藩属国和大小部落,多不胜数,而以第七第八第九,三个世纪为最多,当时唐政府对所有进贡的国家或部落,一律封他们的国王或可汗为某州都督。这种州,称为羁縻州,唐政府既不一定知道州在什么地方,被封为都督的那些国王可汗,对中国文字也不认识,只不过仅是中国史学家在纸上记下的一笔而已。本世纪(十八)时,这种情形依旧,如哈萨克王国、布鲁特汗国(塔吉克)、布哈尔汗国(乌孜别克布哈拉)、浩罕王国(乌孜别克浩罕)、阿富汗王国、不丹王国、哲盂雄王国(锡金)、巴克达山汗国(阿富汗东北部)、柬埔寨王国,都是进贡国家。
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他们进贡的性质,位于今克什米尔吉尔吉特市东北,有一个小小的坎巨提王国,它每三年向中国进贡一次,每次进贡砂金一两五钱(它的价值相当于一个人两星期的伙食费用),并不送到北京(那太远了),而由新疆地方政府代表接受,回报他们的是绸缎、银币,和茶叶。假使世界上有一种一本万利的交易,那就莫过于向中国进贡了。这并不是中国呆如木瓜,而是一种荣誉心和类似父母或长兄、长姊,那种天下共主责任感的综合反应,即永不愿使依靠中国的友邦失望。
——外国人不会了解这种恢宏的心胸。下世纪(十九),中国为朝鲜、为越南而跟新兴的帝国主义者作战,以致受到严重的挫折,割地赔偿。外国人便嘲笑中国人莫名其妙,竟为了一个宗主国的虚名,而接受实质的灾难。但这正是中国文化中反抗强权、扶危济困的主要精神。
十华侨
除了疆土的开拓,和藩属国进贡的增多,中国人也大量向海外移民。
中国人移殖朝鲜,以及经过朝鲜进入日本,早在纪元前就开始了。但大规模移向东南亚——包括菲律宾群岛、印尼群岛、中南半岛、马来半岛,可能迟至第七世纪才开始。到十五世纪郑和下西洋时,才迅速增加。然而,中国人向外发展,不但不能像欧洲人那样,受到政府的支持保护,恰恰相反的,反而受到严厉的禁止。儒家思想是保守而尊祖的,对于为了追求财富而抛弃祖先坟墓,离开父母之国,远赴蛮夷番邦的人,十分痛恨。因而称他们是海贼奸民,用法律和监狱取缔他们,在这种情形下,华侨在海外遂成为被遗弃的可怜孤儿。可是中国沿海一带,人口稠密而土地贫瘠,东南亚却地广人稀,而且属于热带气候,谋生比较容易。沿海人民遂用逃避或贿赂的方法,躲过官员们的干涉,大批向海外涌出,这些贫苦无依的亡命之徒,以做小生意开始,不久就在蛮荒的各地,建立家园,跟上著人民,相处得十分亲密。
十六世纪之后,欧洲人向东侵略。西班牙最先占领菲律宾(一五四二)。十七世纪时,荷兰继又占领爪哇(一六一九)。这批帝国主义者以主人自居,对中国人采取压迫政策。华侨不能忍受时,起而反抗,因为没有国家力量作后盾的缘故——不但不作后盾,明、清王朝政府,还希望外国人早一点把中国逃到那里的海贼奸民铲除。所以华侨每一次反抗,都受到惨重地打击。像西班牙,曾在菲律宾对中国人作过三次充满了原始兽性的大屠杀,每次都使用灭绝种族的手段:
一、十七世纪一六○三年(明王朝酒肉皇帝朱翊钧在位,正行断头政治),菲律宾华侨二万余人,被西班牙屠杀。
二、十七世纪一六三九年(清军攻明王朝,第五次入塞),菲律宾自第一次屠杀后,三十余年间,中华移民陆续增加到三万二千人。西班牙又作第二次屠杀,死二万余人,仅一万余人得以幸存,但被列为贱民阶级,每人要缴纳负担不起的六元的人头税,而且必须改信他们所信奉的天主教(信教一项难不任甲国人,甲国人的宗教观念淡薄,信什么教什么神都不在乎,这一点使西班牙人大惑不解)。
三、十七世纪一六六二年(明王朝灭亡的次年),郑成功占领台湾,驱逐荷兰人,胜利消息使菲律宾首府马尼拉的中国人大为振奋。于是引起西班牙第三次大屠杀,中国人武装自卫,至死不屈,但无法抵抗西班牙正规军的炮火攻击。结果全体中国人,包括所有的妇女和儿童,被西班牙人屠杀罄尽。
帝国主义者的心肠都是凶恶的,西班牙如此,荷兰也不例外。本世纪(十八)一七四○年,在爪哇首府巴达维亚(雅加达)屠杀中国侨民,使河水都变成血水,史学家称为“红河惨案”。
中国人虽然受到如此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可怕的迫害,但向东南亚(包括三次灭种大屠杀的菲律宾和红河盈血的爪哇)的移民不断,这是中国人弹性精神的发挥。到了本世纪(十八)末期,散布在东南亚各地的华侨,估计有二百余万人,而且建立了很多城邦式的独立王国,最著名的诸如:
一、广东省人罗芳伯,在婆罗洲(加里曼丹岛)西端坤甸,建立芳伯共和国,自任总统(大统制),继任元首由当地的中国移民奄。
——下世纪(十九),亡于荷兰。
二、广东省人吴元盛,在婆罗洲北部建立戴燕王国,自任国王,王位世袭,立国百余年。
——下世纪(十九),亡于荷兰。
三、广东省潮州人张杰绪,在安波那岛(纳土纳岛)建立没有特定名号的王国,自任国王。
——下世纪(十九)张杰绪逝世,内部发生纷争,王国瓦解。
四、福建省人吴阳,在马来半岛建立另一个没有特定名称的王国。
——下世纪(十九)被向东扩张的英国消灭。
这只是几个英雄人物,而屹立到二十世纪今天的暹罗王国的开国国王郑昭,还不包括在内。
华侨的历史是一篇血泪史,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移民,受到过像中国移民所受到的那种永无终止的可怕灾难。就像被父母遗弃而又走进蛇窟的孤儿一样,除了自己保护自己外,没有人保护他们。当中国国力最强大时,如本世纪(十八)初叶,对他们不但毫无帮助,反而巴不得他们在海外死尽灭绝。到了下世纪(十九),国势衰弱,又逢欧洲帝国主义的武力汹涌而至,东南亚华侨的处境,就更艰难。所有中国移民的据点,都被白种人现代化的武器抹去,中国人被当作猪
仔一样,被贩卖到更遥远的地球的那一边的美国去做苦工——美国铁路至少一半以上都洒着中华人的汗和泪。东南亚成为白种人的天下,贫苦的中华人常出卖自己一段时间对年或十五年)给白种人当奴隶,期满之后,再用自己卖身的代价,经营小本生意,他们所受的压迫剥削,并不比运往美国的同胞好。一位对东南亚相当熟习的英国作家,曾感叹说:“做一个十九世纪的中国人,真是一种苦刑。”这句话说明华侨的悲惨遭遇,但也显示中国人倔强的一面。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秘密武器,这秘密武器是:高度的含垢忍辱,高度的勤劳吃苦和高度的警觉。使他们在万难之中崛起,而且壮大,竟掌握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大权,大大地出乎那些手执屠刀的帝国主义国家意料之外。
十一文字狱
清政府为中国开疆拓土是它光荣的一面,但它也有不光荣的一面,那就是它所发动的先后持续一百余年之久的文字狱措施。
中国每一个王朝几乎都有文字狱,这是极权政治的特色之一,不过都是一些偶发事件。直到十四世纪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,才把文字狱作为一种合法的谋杀手段,这手段到了清政府手中,更进一步地作为一种镇压汉人反抗的血腥工具。
产生文字狱的心理背境,十分简单。当权者内心有潜在的罪恶感和自卑感时,自顾形惭之余,对别人的一言一语,都会硬拉到自己头上,恼羞成怒,采取强烈的报复。尤如一个秃子一听别人提到电灯泡就七窍生烟一样,朱元璋因为自己曾当过小偷,就总以为知识分子都要揭他的疮疤,满族人总以为汉人会借着文字来转弯抹角的表示对他们的轻视。
所以,每一个文字狱,都是当权者神经衰弱、做贼心虚的一种反应。
我们将清王朝最著名的一些文字狱,列为下表,以代表冗长的叙述:
从这些案例,我们可以了解文字狱的本质,即有权人物对文字所加的奇异曲解。像贾士芬的咒语“天地听我主持,鬼神归我驱使”,不过是巫师们一贯的“口中念念有词”的勾当,竟然成为谋反的证据,可以当作文字狱的典型说明。尹嘉铨自称“古稀老人”,这是一句古老的成语,但弘历却酸溜溜地说:“我自称古稀老人,早已布告天下,他怎么也敢自称古稀老人?”竟想用政治手段制造自己的文学地位,可谓异想天开。
文字狱的审判是中国历史性司法黑暗——人权毫无保障的再一次的大暴露。每个案件发生时,皇帝先交给高级官员组成的专案小组研究如何处理,向皇帝提出所谓的“公论”——当时的术语称“九卿公议”。专案小组所提出的“公论”,当然千篇一律的认为那倒楣的被告罪大恶极,坚决的要求用酷刑“凌迟”处死,家属全部砍头。皇帝立即表示他的宽大恩典,特别加恩,免去凌迟,改处绞刑(或改处斩首),全族(或全家)男女老幼,改为发配到黑龙江(黑龙江黑河)或宁古塔(黑龙江宁安)给穷披甲人为奴。
这种审判像一幕漫画家笔下的卡通,包括皇帝在内,不过一群小丑。没有人敢提出较轻处罚的建议,更不要说为当事人呼冤了,而且即令对当事人一句有利的话都不敢说,否则不但救不了被告,反而使自己也陷了进去。王锡侯案,江西省长(巡抚)海成,仅建议草去他“举人”的身份,弘历就勃然大怒,下了一道杀气腾腾的谕旨说:“海成请仅革去王锡侯的举人,所谓人臣尊君敬上的心安在?乱臣贼子,人人得而杀之的大义又安在?海成真是天良丧尽,辜负我命他当官的大恩。”海成还是幸运的,没有被砍头。徐述夔案的江苏省民政厅长(藩司)陶易,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,他曾经拒绝受理对徐述夔的检举,结果判处死刑。
文字狱的奇异谋杀,产生下列几项影响:
一汉人知识分子本已拘限于儒家学派狭小的范围,现在在这狭小的范围中,史学、文学,以及对儒家学派经典的评论阐扬,都受到不可测的咒语禁制。知识分子只好走两条路,其中一条路是更加埋头在传统的八股文、科举之中,努力做官。八股文的特征是在纸面上写尽仁义道德,在纸面上坚持人生以仁义道德为根本,而仁义道德又以帝王和统治阶级的利益为标准,于是全国士大夫——现任官、退休官,和以当官为唯一盼望、但尚未当上官的读书人,全体用帝王所喜悦的方式,阿谀帝王。
二另一条路是使知识分子专心一意从事考据工作。所谓考据,就是用这本古书去考证那本古书,用这本古书上的字去考证那本古书上的字,把平生精力钻在古书的旧纸堆里,成为一个工匠,不需要想像力,也不需要理解力,只要钻得年代稍久,就可以自称或被称为学者。这种学术,自然不会触怒任何人。
三人民对现实政治和政府前途,更漠不关心。因为不关心,所以就没有爱心——也可以说因为没有爱心,所以就不关心,不关心和没有爱心就不担忧它的覆亡,既不担忧它的覆亡,就不会作任何批评。人们所听到看到的,全是歌功颂德。这是中国历史上人民对政治和政府冷漠的重要原因,文字狱使政府跟人民间的距离,更加扩大。
四大黑暗再度来临。
本世纪(十八)的西方,被赞扬为理性的世纪,政治形态和意识形态,以及人性的尊严和人权的保障,都有突破性的进展。而中国人却酱在反理性的恐怖之中,连作诗的想像力,都被酱死。
十二大黑暗的反扑
事实上,起自十四世纪的大黑暗,并没有衰退,它只是被清政府万丈光芒的武功逼到一旁。第三个黄金时代主要的是指对外的开疆拓土,它对国内的贡献,仅只限于维持了社会的秩序。第三个黄金时代像一个暂时天朗气清的台风眼一样,满族人以入关初期那种旺盛的活力,一鼓作气地为中国扩张出广大的空间。但在内政上,他们没有可以跟他们军事力量相称的政治能力,以致把明政府的罪恶传统,大多数都接受下来。所以大黑暗的凶潮毒雾,仍在台风眼四周滚动澎湃。任何政权都是一个有机体,清政府的青春期一过,大黑暗四面八方反扑面至,只刹那间,中国社会又陷于明王朝时代那种伸手不见五指之境,文字狱是促成大黑暗迅速反扑的主要原因之一,因它促使官员们丧失了理性、道德和法律观念。发现保持官位的方法,只在于俯首帖耳,不在于明辨是非。
大黑暗重临的按电钮人物,就是在文字狱浪潮中表现最癫狂的弘历,这个在位六十年之久的皇帝,在后半段时间,开始对政治厌倦,但并不是对权力厌倦,他沉湎在“下江南”的游荡生活中,这种生活是对大黑暗发出的邀请书。
玄烨大帝曾到过江南六次,每次都很俭朴,目的在察看堤防和了解东南地区的社会。弘历到江南也有六次,誓言他的目的也是如此。问题在于,他的目的恰恰不是如此,他跟杨广、完颜亮一样,同染着大头症,六次下江南不过发泄他的自炫欲。六次下江南的时间和目的地,列于下表:
第一次一七五一年到杭州、海宁
第二次一七五七年到杭州
第三次一七六二年到杭州、海宁
第四次一七六五年到海宁、杭州
第五次一七八○年到杭州、海宁
第六次一七八四年到杭州、海宁
中国历史上有三个因下江南而闻名于世的酒肉皇帝,那就是七世纪的杨广;十六世纪的朱厚照,跟本世纪(十八)的弘历。弘历下江南所组成的南巡集团,声势之大,不亚于他的两位前辈,每次都有万人之多,像一群初登岸的饥饿海盗一样,所到之处,几乎都要洗劫一空。江苏省教育厅长(学政)尹会一,曾上奏章劝阻,奏章上说:“民间疾苦,怨声载道。”弘历光火说:“民间疾苦,你指出什么地方疾苦?怨声载道,你指出什么人载道?”皇家教师(侍读学士)纪晓岚,是儒家学派巨子,他因主编《四库全书》而被人尊重,曾趁便透露江南人民的财产已经枯竭,弘历大怒说:“我看你文学上还有一点根基,才给你一个官做,其实不过当作娼妓一样豢养罢了,你怎么敢议论国家大事?”
在这种意识形态的统治之下,政府的清廉和行政效率,完全消失。
弘历最得意的是宣称他有下列十大武功,因而自称“十全老人”。
一一七四九年平大小金川
二一七五五年平准部
三一七五七年再平准部
四一七五九年平回部
五一七六九年平缅甸
六一七七六年再平大小金川
七一七八八年平台湾
八一七八九年平越南
九一七九一年平尼泊尔
十一七九二年再平尼泊尔
认真的研究结果,弘历的武功只不过一个——征服准噶尔汗国,但他却把一个分为三个——平准部、再平准部、平回部。一百九十万平方公里疆土的开辟,仅此就可在历史上占不可磨灭的一页,弘历的大头症却使他非凑足十项不可,结果反而使他的丑态毕露。大金(四川金川)、小金川(四川小金)是藏民族部落间的纷争,清政府加以干涉;台湾是汉人林爽文的抗暴革命;这三大武功都是血腥的对内镇压。平缅甸是一场败仗;平越南也是一场败仗;平尼泊尔是一场丢丑的陋剧和另一场败仗。无论如何,我们都看不出什么武功和大武功,但我们却可看出死伤狼藉,以及军事和政治的腐败。
然而,最严重的是弘历所犯的最后一个错误,从70年代起,他把大权交给一位侍卫出身的满族花花公子和|,擢升和|当宰相(大学士·军机大臣)兼北京治安总司令(九门提督)。
和|十六世纪明政府的宰相严嵩,先后辉映,具有同一类型的特殊机缘和做官技巧,用谄媚和恭谨的外貌,把自以为聪明绝顶的皇帝,玩弄于股掌之上。和|上台后不久,就建立起全国性的贪污系统,全国官员发现,如果不向上级行使巨额的贿赂,就要被无情的排除,甚至被投入监狱,他们不得不适应这种政治形势。所用的贿赂全部来自贪污——工程上的中饱(像克扣治理黄河的费用)和司法上的冤狱。有些总督和省长(巡抚)因贪污太狠而被告到弘历那里,弘历也大大地震怒,不断地使用死刑。但烈火不除去,只赖一两杯冷水加到滚沸的锅子里,根本无济于事。一切都恢复到十六世纪明王朝末期的原状,诛杀越严厉,贪污越严重,他们唯恐被检举和被检举后不能掩饰,必须使用更多的贿赂,去寻求保护。文官如此,武官更为恶劣,他们无法利用工程和冤狱,于是就克扣战士的粮饷和利用军事行动直接向人民抢劫,当人民阻止他们抢劫时,他们就指人民是盗匪,横加屠杀。
和|像一个无底的洞,全国官员们的贿赂巨款,瀑布般地倾注到里面。
本世纪最后一年(一七九九年),弘历逝世。冰山倒了,和|也跟着倒下去。新任皇帝琰——弘历的儿子,立即把和|逮捕处死,清算他的财产时,总数有九亿两,这还不包括他家人们贪污的庞大数字。那时国库全年的总收入,才八千万两,和|当权二十年,贪污的数目等于十二年的全国总收入,使人惊骇。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于本世纪(十八)一七一五年逝世时,全部财产仅二千万法元(法郎),已招全国的唾骂,以当时的币值,一两折合三点七五法元计算;这位欧洲雄主的财产,不过中国一个贪官财产的一百七十分之一。而十六世纪的贪官严嵩,只贪了二百万两,不过和|的四百五十分之一。
弘历跟和|两个满洲肥佬,密切合作,倾所有的力量,把清王朝的根基凿空,把大黑暗招回。
十三官逼民反(上)
本世纪(十八)五十年代弘历第二次下江南之后,大批农民即破产流离,水灾旱灾,以及因贪污而富有的士大夫和地主们的兼并,引起更多的农民失去土地。我们从当时诗人郑板桥的一首《逃荒行》,可看出在所谓“十全老人”弘历领导下的社会悲惨画面:
十日卖一儿,五日卖一妇。来日剩一身,茫茫即长路。长路迂以远,关山杂豺虎。……嗟予皮发焦,骨断折腰臂。见人目先瞪,得食咽反吐。……道旁见弃婴,怜拾正担釜。卖尽自家儿,反为他人抚。……身安心转悲,天南渺何许。万事不可言,临风泪如注。
这位卖尽儿女、日暮途穷的农民,当他临风泪尽而仍不能活下去时,他可能跟他拣到的孩子一齐饿死,但也可能变成另一种人,跟其他同一命运的农民结合在一起抗暴。从本世纪(十八)六十年代开始,各地即不断发生农民暴动的事件。七十年代后,又增加了和|的能源,全国民变,遂更风起云涌。我们选择十多个重要的民变领袖,列如下表:
白莲教流行在北方,天地会流行在南方,都是一种宗教性的秘密组织。因为经常聚会的缘故,对官员的贪污暴虐和政治上的迫害,容易把愤怒化成集体的反抗行动。
七十年代,白莲教领袖之一的刘松,在河南鹿邑县起兵抗暴失败,被杀。他的门徒之一刘之协逃亡。十八年后九十年代,刘之协忽然在河南扶沟县出现,但立刻就又失踪。弘历又惊又怒,命令严厉搜捕。这时和|当权已久,贪污已经成为社会的一种正常风气,搜捕逃犯正是弘历赐给官员们的发财良机,千千万万大小官员就乘此良机,高喊捉拿白莲教,而对人民作有计划的敲诈勒索,被称中国心脏地区的各省,如山东、河南、山西、陕西、湖北、四川、甘肃,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,在冤狱手段下,几乎全部破产。至于无产可破的贫苦家庭,只有三条路可以选择:,是被捕入狱,在酷刑下自动承认自己是白莲教匪徒,被绑赴刑场处死;一是像诗人所叙述的那位农民一样,抛弃家园,流离他乡,或终于饿死,或侥幸没有饿死;另一是愤怒而起,武装抗暴。聂杰人、王三槐,以及远在台湾的天地会领袖之一的林爽文,都是首先发难人物。
在这些变民领袖中,王三槐事件,可使我们对民变性质加强认识。一七九八年,四川总督勒保向王三槐招降,发誓保证他的安全。王三槐相信勒保的誓言,可是勒保却把王三槐逮捕,宣称是在剿匪战役中生擒的。皇帝琰命将王三槐送到北京,亲自审问他为什么要叛变,王三槐回答四个字。“官逼民反。”琰教他举例说明,王三槐就把官员们贪污暴虐的情形,一一说出。琰大为震动,追问说:“四川全省,难道没有一个不贪污的官员?”王三槐回答说:“只有一个,就是刘青天。”指的是四川南充县长刘清。我们可以想到这些被称为盗匪的朴实农民内心所怀的痛苦。他们只求官员不贪污或少贪一点污就心满意足,但这种最低的愿望,竟无法实现,这是大黑暗时代最明显的一个特征。虽然对官员的贪污大为震动,但形势已经造成,他已无力改革,对于被人民称为“青天”的刘清,也不能保护,刘清在稍稍擢升后,被贪官群排挤革职——排挤的理由光明正大,但真正的理由则是当众人都害麻风时,不允许某一个人降。王三槐仍被酷刑磔死,以警告全国人民,无论官员如何贪污残酷,只能接受,不能反抗,反抗就是叛乱,罪不可道。
然而,杀了王三槐不过使变民少了一个领袖,王三槐的部众由他的助手冷天禄率领,继续跟清政府战斗。其他的革命群众因勒保的背信,使他们的反抗行动更为坚强。
和白莲教、天地会同时并发的,还有苗民族的抗暴。
苗民族在纪元前二十七世纪,被汉民族领袖姬轩辕击败后,辗转退到贵州、湖南两省广大的山区,而跟外界隔绝。他们没有文字,文化程度远落在汉人之后。上世纪(十七)二十年代,清政府下令取消苗民族部落酋长(土官)世袭制度(土司),改由政府派遣的官员(流官)治理。苗人纯朴诚恳,把官员当作神明。
于是苗人区域遂成为贪污官员的乐园,汉民族的败类奸商和地主,跟满族官员勾结,用诈欺或威迫的手段,侵占苗人的土地。而且更进一步掳掠苗人的儿童和妇女,贩卖到远处当奴隶或妓女,反正法律永远是站在有权势这一边的
,苗人有无限的悲恸和痛苦,无处申诉。本世纪(十八)一七三五年,曾因驻防军队抢夺苗人妇女贩卖,激起一场广大的暴动,被清政府用武力镇压下去。一七九五年,同样的暴行激起同样的暴动,上表所列的石柳邓不过是最先发难的领袖之一,他不久就战死,但是事实上全体苗人都参加叛变,他们的口号是:驱逐汉人,索回被骗和被霸占去的土地。
清政府跟对白莲教、天地会一样,采取高压手段。不过清政府的军队,包括满洲兵团、蒙古兵团,跟以汉人为主的绿营兵团,都已腐烂不堪。当六十年代对乌什(新疆乌什)事变用兵时,高级将领每顿饭不过费用银币半两,只有一斤鲜肉和几样咸肉(盐酪)。而到了八十年代,对白莲教、苗人用兵时,即令在荒山穷谷,每顿饭无不山珍海味,需要银币二百余两(注意当时的购买力:五口人家的生活,一年的费用不过四十两,高级将领一顿饭的费用,够二十五个人吃一年)。时间相隔只三十年,风气已败坏到如此不可收拾之境。
这种军队,跟上世纪(十七)明政府的军队一样,只能作为制造革命的工具。所以当本世纪(十八)结束时,中国又处处混战。
十四最伟大的一部小说——红楼梦
让我们再一次从砍杀声中,回到文学世界。
中国在十六世纪一口气产生三部小说——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,使中国文学迈进了小说时代。诗虽然照常发展,甚至远播到海外,像日本、朝鲜、越南、琉球各国的知识分子,差不多对中国诗都有很深的造诣。它们派到中国的使节,几乎每一位都是诗人,这可以从他们跟中国皇帝和跟中国官员们的互相酬答的作品上,获得证明。但诗在当时仍属于高级知识分子所专用。而小说自从三部巨著突破性的诞生后,它的领域跟外太空一样的广阔,供文学家骋驰。
十六世纪的三部小说,只是数百年大众化白话文尝试的一个总结,经过二百年的辛苦耕耘,到了本世纪(十八)六十年代,出现奇葩,一部辉煌的一百余万字的巨著《红楼梦》问世。
《红楼梦》共一百二十章(回),包括角色二百余人。叙述男主角贾宝玉跟女主角林黛玉、薛宝钗间的三角爱情故事,后来贾宝玉跟薛宝钗结婚,林黛玉在他结婚之夕病死。接着贾家破产,富贵荣华和那些绝顶聪明美丽的女郎,或死或散。贾宝玉无法忍受这种打击,也无法抹去他对林黛玉的怀念,于是离家远去,失踪在茫茫大地上,据说是到一个人迹所不能到的所在,削发为僧。没有几个人能把全书一口气读完,感情丰富的读者在读到林黛玉死时,便伤心掩卷。
《红楼梦》的作者曹雪芹,他是满洲贵族,祖父、父亲、叔父,连续担任江宁(江苏南京)皇家纺织厂厂长(江宁织造)四十四年之久。纺织厂是直属皇宫的最大的生产机构之一,负责宫廷绸缎的供应。所以曹家拥有可观的由贪污得来的财富,玄烨大帝厂次南游时,有五次都住在曹家,由曹家负责招待(接驾)。这是一种光荣,同时也显示曹宅具有豪华的建筑和设备,才能容纳和供应皇帝出巡时所带的千万人组成的蝗虫集团。曹雪芹就在这种环境中长大。
曹家大概在曹雪芹二十岁左右时,辞掉(或被免除)纺织厂的职务,迁到北京定居,不久因为贪污案发而破产,曹雪芹开始贫穷潦倒。他没有谋生能力,终于衣食无着,这对一个从富贵中长大的人来说,是一种难以承受的巨变。于是他开始写作,以他过去的生活作为蓝图,写下《红楼梦》一书。他于四十七岁的本世纪(十八)一七六四年除夕逝世,据说他逝世时《红楼梦》只写了八十章,最后的四十章由另一位作家高鹗代他续完。我们不敢肯定这种说法,因为世界上很难在同一时间和同一空间,会出现两个从气质见识到生活背景,从文学修养到心理状态,都完全相同的伟大小说家。曹雪芹逝世时,环境是凄凉的,而且他绝没有想到,他为他的国家留下无价之宝。
我们用下列三项说明《红楼梦》的崇高价值:
第一、在文学上,《红楼梦》的成功至为惊人,迄至二十世纪,中国还没有一部小说可以超过它。它布局的气魄像汪洋大海,描写的细腻深刻,像脂粉一样的沁人肌肤。二百余角色每人都有他的性格,互不相同,只要听他们的说话,就可分辨出他们是谁。只要分辨出他们是谁,就可知道他们对刺激产生什么反应。每一个情节都含有深长的意义,而且用的是白描技巧,这是长篇小说创作领域中最艰难的的一种技巧。曹雪芹始终把握住一个原则,即用言语和动作去表达心理——跟专注重心理描写的笨重手法,恰恰相反,使读者在淡淡的声调下,发生澎湃的感情。世界上还找不到一本小说能像《红楼梦》一样,包括这么多人,而又观察得如此入微。
第二、在言语上,《红楼梦》使用的是纯北京话。北京话音调悦耳而词汇丰富,这些优美的特点在红楼梦里充分发挥出来。很多人物都以善于词令而被称赞,像贾宝玉的丫头小红,她能把一群身份和关系互不相同的一些凌乱言语,以闪电般的速度,表达清楚。《红楼梦》问世一百余年后的二十世纪,北京话始终被法律定为中国的标准国语。
第三、在社会史上,《红楼梦》是一个包罗万象,蕴藏丰富的宝藏。因为本世纪(十八)之前中国社会在本质上和结构上,变化很少。《红楼梦》可以说是自纪元前三世纪西汉王朝直到十九世纪西洋文化冲击前,二千年间中国社会的总解剖。至少它显现出来大黑暗时代的中国社会的横断面。我们可以透过这部引人入胜的巨著,认识专制政体和儒家思想下,中国人的社会结构、家庭结构、行为规范和各种奇形怪状的意识形态,以及奴隶制度、政治制度、地主跟佃农的关系,士大夫阶层的组成,贪污贿赂的艺术,司法黑暗和人权被蹂躏的内容,贵族生活的内容,权力在亲情中的地位,儒家伦理基础“孝”的实质意义,宗法与多妻制度以及嫡子庶子的冲突;古中国的男女爱情观念、婚姻基础、妾的地位,等等问题,都有非常丰富和详细的说明。《红楼梦》不但是一部具有无限重读性的作品,而且随着年龄智慧的增长,心理背景及社会背景的不同,每一次阅读,都有一次新的发现。《红楼梦》于本世纪(十八)六十年代问世,立即受到满洲贵族和儒家系统猛烈抨击,满族人认为它暴露了满洲贵族的靡烂生活,儒家系统认为它诲淫诲盗,坏人心术。但它却受到广大欢迎,不久就兴起一种称为“红学”的专门研究《红楼梦》的学问,这部巨著对普通读者的感染力之大,直到二十世纪初期,男青年还都以贾宝玉自居,女青年还都以林黛玉自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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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5节第四十五章:清朝的文治武功
缅甸是中国南方的紧邻,但因万山重叠,两国的交往很晚。本世纪(十八)五十年代,缅甸国王雍籍牙在给中国皇帝的报告上说,第一世纪九十年代时,他的祖先雍田,曾被中国当时东汉政府第四任皇帝刘肇封为缅甸国王(当时称为挥国),还赐给一颗金印。不过中国史学家对此不敢肯定,因为史籍上查不出这个记载,除非真有金印作证。
缅甸跟中国发生关系,似乎开始于十三世纪,位于云南的大理帝国消灭,云南地区随着蒙古帝国的扩张,而并于它子国之一的元帝国,缅甸才跟中国接壤。上世纪(十七)六十年代,缅甸把请求政治庇护的中国明政府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榔,交给清政府。这件事情发生后,中、缅两国的邦交,并没有加强,甚至并没有继续。因为缅甸不断的内乱,中国也正全力在北方开疆拓土。
经过九十年的疏远,本世纪(十八)五十年代,缅甸名王雍籍牙在位,跟中国恢复邦交。他逝世后,儿子孟驳继位,进攻东邻的暹罗王国(泰国),把暹罗并入版图。
缅甸势力膨胀,使它不断干涉中、缅两国之间属于中国的一些部落,这些部落向中国清政府乞援,清政府已十分不高兴。但按下战争电钮的人物,却是清政府的一位赃官云南总督吴达善,他向请求归附的桂家部落(据说他们是跟随朱由榔流亡到缅甸的群臣们的后裔)酋长宫里雁,索取重贿,其中一件是珍珠马鞍,宫里雁无力奉献,吴达善就把他逮捕入狱害死。宫里雁的缅甸籍妻子囊古为丈夫报仇,向缅甸国王孟驳游说,缅甸遂在这位奇女子引导下,向中国沿边发动不断的攻击劫掠。
中国政府改派明瑞出任云南总督,于一七六七年,率军攻入缅甸,企图夺取它的首都瓦城(曼德勒)。可是进入缅甸境后,在一个名叫象孔的地方,陷入缅军的埋伏,全军覆没。中国政府再派第二次远征军,由傅恒当总司令(经略),于六十年代最后一年(一七六九),再度深入。可是热带森林地区所特有的瘴气——空气污染和虐疾,无法克服,将领和战士们相继染病死亡,军心恐惧,在中途停顿,不敢前进。恰恰这时候,缅甸政府得到消息说,暹罗王国故土上的中国侨民郑昭,集结了武装部队,正攻击缅甸的占领军。缅甸不愿两面作战,就向中国请求和解,承认作中国的藩属。远在北京的弘历皇帝,正在进退维谷,也乐得就此结束。但缅甸的态度十分强硬,当中国远征军代表跟缅甸军司令眇旺模谈判,中国要求缅甸归还所侵占的木邦(缅甸腊戍以北一带)等三个部落的土地时渺旺模左顾右盼,没有听完就掉头而去,远征军代表只好瞪着眼睛回来。
缅甸当时的目的只求停战,并不是真心的低头,所以当中国退军之后,两国敌对如故。一直到了十八年后,一个曾经当过和尚,跟前任王室没有关系的国王孟云即位,他为了取得大国的支持,于一七八八年主动向中国进贡。中国政府于一七九○年,加封盖云为缅甸国王,才正式确定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关系。
跟缅甸同样情形的,还有尼泊尔王国。
缅甸开始向中国进贡的那一年,也正是中国护送大越皇帝黎维祁返回东京(河内)复位的那一年——一一七八八。就在这一年,遥远的喜玛拉雅山南麓的小国尼泊尔,突然向比它大一百倍的庞大的中国进攻。尼泊尔王国为什么如此,传说不一,可信的一个传说是,后藏喇嘛教领袖班禅的一个部属丹津班珠丹,因为受到不公平的酷刑(脸上被刺字),逃到尼泊尔。这时正当班禅积欠尼泊尔太多的贸易借款,一直不肯偿还。尼泊尔早已愤怒,得到丹津班珠丹作向导,遂采取强硬手段。清政府一面派四川兵团入藏应战,一面派藩属事务部副部长(理藩院侍郎)巴忠,代表皇帝,担任监军。不知道什么原因,巴忠竟做出一件使人连做梦都梦不到的荒唐怪事,他是由青海那条大道直接到拉萨的,不等四川兵团抵达,就先行跟尼泊尔代表谈判,承诺每年付给尼泊尔一万五千两赠款,换得尼泊尔撤军。但巴忠却向皇帝弘历报告说,尼泊尔已被他巧妙的辩才和义正词严的立场所折服,自动退出中国国境。对于每年一万五千两的赠款,只字不提,而只秘密通知达赖,请达赖按时送去。谁知道达赖一口拒绝,尼泊尔当然不肯甘心。一七九一年,再度进攻,攻陷日喀则,班禅逃到拉萨。尼泊尔军队把班禅宫中所有的珍宝和日喀则民间的财物,抢劫一空。
巴忠听见尼泊尔索取赠款的消息,就跳井自杀。我们无法了解,天下竟有这种浑人,他怎么会想到他可以对如此重大的国际交涉,能够一手掩盖。
中国远征军于次年(一七九二)抵达西藏,尼泊尔军队败走。远征军尾追,越过喜玛拉雅山聂拉木山口,进入尼泊尔国境。尼泊尔军再败走,远征军队进攻它的首都阳布(加德满都),旦夕可下。司令官(大将军)福康安,这位被誉为皇帝弘历手下第一名将,对自己的用兵如神,大为满意,他自比为《三国演义》上的诸葛亮,手拿羽毛扇(这是诸葛亮的标帜),坐在四人抬的轿子上(效法诸葛亮的四轮车),一副戏台上人物的模样,从容指挥作战。尼泊尔乘他正自命不凡,疏于戒备之际,发动猛烈反攻,远征军大败,死伤惨重,福康安狼狈逃命,几乎成了第二个带汁诸葛亮。
然而,当福康安好容易脱离追兵,稳定局势,恐惧尼泊尔下一个攻势时,尼泊尔却派遣使节到军前请求和解,愿作中国的藩属,定期进贡。福康安喜从天降,迫不及待的立即接受尼泊尔的请求,撤军回国。事后才知道,并不是尼泊尔突然发作了神经病,而是另有原因,它曾向邻近的驻在印度东部加尔各答的英国军队求救,英国那时还不愿跟中国结怨,以免妨碍通商,而尼泊尔政府的另一个敌人披楞部落,正在南方国境发动攻击。尼泊尔政府不愿受到前后夹击,而尤其恐惧中国的远征军会源源而来,没有个完。
——尼泊尔当了中国的保护国之后,就发现了好处,成为中国最后丧失的藩属,直到二十世纪初叶,还向中国进贡不辍。
不和中国土地相接的藩属,除了琉球王国外,还有暹罗王国。现代暹罗——二十世纪时改称泰国,它的开国国王郑昭,是中国广东省澄海县人,驱逐缅甸占领军后,他立即派遣使节到北京,请求中国加封。可是当使节还在中途时,发生政变。郑昭被他最亲信的暹罗籍的部将却克里所杀。却克里显然恐惧中国对郑昭之死发生反应,于是改名郑华,坚称是郑昭的儿子。于一七八六年,再派遣使节前往北京,陈述他继承王位的合法性。中国不知道内情,当然加封他为暹罗国王。
暹罗和琉球都是没有经过不愉快的战争场面而归附的藩属,暹罗跟中国的密切关系,远超过缅甸和尼泊尔。举一个例子可作说明,当本世纪(十八)最后一年(一七九九),中国太上皇弘历逝世时,正在北京进贡朝见的两位使节,一位是朝鲜使节,另一位就是暹罗使节,他们适时的代表他们的国王,为皇帝服丧。
——却克里对中国虽坚称是郑昭的儿子,但对他的臣民因无法隐瞒真相的缘故,而自称为拉玛一世,并解释说,他并没有叛变,乃是另外一个将领叛变,由他敉平。
九藩属外的进贡国
中国跟藩属间的关系,可以分为若干等级。
最密切的一级自然是朝鲜。中国为了朝鲜的利益和维护朝鲜的独立的跟领上的完整,所付出的牺牲是可惊的。但中国对朝鲜毫无所求,战争一结束,军队即行撤退。
越南也包括在这一级之中,中国在下世纪(十九)也为援越而对法国作战。不过最重要的一件事还是意识形态方面,自上世纪(十七)明王朝灭亡,朝鲜和越南同时认为满族人不过夷狄之辈,中国在中国故土已经消灭,满族人所篡夺的只是中国的躯壳,只能算是假中国。中国的灵魂,即真中国,已转移到朝鲜和越南的国土——朝鲜人坚持他们是正统的中国,越南人也坚持他们是正统的中国。那就是说,中国已变成了夷狄,朝鲜、越南才是中国。两国对满族人的清王朝,在武力上虽然不能不低头,但从心眼里却十分地瞧它不起。这种心理持续约一百余年,直到本世纪(十八)结束时,才逐渐把清王朝跟中国合而为一。
次一级的是琉球、暹罗。中国对这两个国家的印象,认为他们是那么遥远和那么恭顺。中国皇帝怜恤它们的遥远,而喜悦它们的恭顺,所以对于两国几乎是有求必应,最得实惠
的还是他们的那些使节,赏赐他们也特别丰富,每次从中国回去,都满载而归。
第三级是缅甸、尼泊尔。这两个国家有时候跟中国靠得很近,有时候又比较疏远。中国对他们当然也不肯付出像对朝鲜、越南那样的热烈感情,只求这两个邻国不再在边界制造麻烦,就很高兴了。
除了上述的六个藩属国外,中国还拥有数不清的贸易性质的进贡国。“进贡”的意义,在藩属国来看是定期地向宗主国的一种呈献,在中国来看是一种荣誉——这跟欧洲那种勒索或剥削性的进贡,完全不同。藩属国最大的要件之一,就是定期的向宗主国进贡。但仅只进贡,并不一定是藩属,中国是当时亚洲唯一的庞然大物,矗立在万邦之中,四周相邻的一些小国家小部落,面积人口都处于绝对的劣势,文化物产也都显然落后,免不了对中国巴结奉承,向中国政府呈献该国的一些特产,诸如珠宝奇珍、奇异的动物植物,以及美女株儒,表示他们的崇拜和友谊,希望用以钓出更大的利益。中国从纪元前十二世纪周王朝起,就习惯于这种奉承,认为是一种天经地义、理所当然的事。为了表示天朝大国的气度,对进贡国的那些使节团,一向有完善的照顾。我们回溯八世纪时,那些到了中国就不肯离开的使节,累积下来竟达四千余名之多,以致宰相李泌不得不下令驱逐,就可了解他们所受的待遇优渥到什么程度。有些品格恶劣的使节,甚至还利用这种优待,进入中国国境后,就像强盗一样,沿途横暴,为非作歹。中国政府总念及他们来自遥远的蛮夷之邦,缺少教养,倍加原谅。所以外国进贡的使节,有时候竟成为交通要道上的一大祸害。在进贡了之后,中国政府一定用丰富的赏赐作为回报,价值往往超过贡物的数倍。朝鲜就不断地对中国赏赐的绸缎过多而发出抱怨,因为它促使朝鲜的纺织业破产,严重地打击他们的农村经济。除了丰富的赏赐,使节团在进贡的同时,必然顺便(事实上却是主要的)携带大批货物,乘机做一次大买卖。所以若干国家不惜采取战争的压力,以要求增加进贡的次数。
在这种情形下,向中国进贡的非藩属国和大小部落,多不胜数,而以第七第八第九,三个世纪为最多,当时唐政府对所有进贡的国家或部落,一律封他们的国王或可汗为某州都督。这种州,称为羁縻州,唐政府既不一定知道州在什么地方,被封为都督的那些国王可汗,对中国文字也不认识,只不过仅是中国史学家在纸上记下的一笔而已。本世纪(十八)时,这种情形依旧,如哈萨克王国、布鲁特汗国(塔吉克)、布哈尔汗国(乌孜别克布哈拉)、浩罕王国(乌孜别克浩罕)、阿富汗王国、不丹王国、哲盂雄王国(锡金)、巴克达山汗国(阿富汗东北部)、柬埔寨王国,都是进贡国家。
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他们进贡的性质,位于今克什米尔吉尔吉特市东北,有一个小小的坎巨提王国,它每三年向中国进贡一次,每次进贡砂金一两五钱(它的价值相当于一个人两星期的伙食费用),并不送到北京(那太远了),而由新疆地方政府代表接受,回报他们的是绸缎、银币,和茶叶。假使世界上有一种一本万利的交易,那就莫过于向中国进贡了。这并不是中国呆如木瓜,而是一种荣誉心和类似父母或长兄、长姊,那种天下共主责任感的综合反应,即永不愿使依靠中国的友邦失望。
——外国人不会了解这种恢宏的心胸。下世纪(十九),中国为朝鲜、为越南而跟新兴的帝国主义者作战,以致受到严重的挫折,割地赔偿。外国人便嘲笑中国人莫名其妙,竟为了一个宗主国的虚名,而接受实质的灾难。但这正是中国文化中反抗强权、扶危济困的主要精神。
十华侨
除了疆土的开拓,和藩属国进贡的增多,中国人也大量向海外移民。
中国人移殖朝鲜,以及经过朝鲜进入日本,早在纪元前就开始了。但大规模移向东南亚——包括菲律宾群岛、印尼群岛、中南半岛、马来半岛,可能迟至第七世纪才开始。到十五世纪郑和下西洋时,才迅速增加。然而,中国人向外发展,不但不能像欧洲人那样,受到政府的支持保护,恰恰相反的,反而受到严厉的禁止。儒家思想是保守而尊祖的,对于为了追求财富而抛弃祖先坟墓,离开父母之国,远赴蛮夷番邦的人,十分痛恨。因而称他们是海贼奸民,用法律和监狱取缔他们,在这种情形下,华侨在海外遂成为被遗弃的可怜孤儿。可是中国沿海一带,人口稠密而土地贫瘠,东南亚却地广人稀,而且属于热带气候,谋生比较容易。沿海人民遂用逃避或贿赂的方法,躲过官员们的干涉,大批向海外涌出,这些贫苦无依的亡命之徒,以做小生意开始,不久就在蛮荒的各地,建立家园,跟上著人民,相处得十分亲密。
十六世纪之后,欧洲人向东侵略。西班牙最先占领菲律宾(一五四二)。十七世纪时,荷兰继又占领爪哇(一六一九)。这批帝国主义者以主人自居,对中国人采取压迫政策。华侨不能忍受时,起而反抗,因为没有国家力量作后盾的缘故——不但不作后盾,明、清王朝政府,还希望外国人早一点把中国逃到那里的海贼奸民铲除。所以华侨每一次反抗,都受到惨重地打击。像西班牙,曾在菲律宾对中国人作过三次充满了原始兽性的大屠杀,每次都使用灭绝种族的手段:
一、十七世纪一六○三年(明王朝酒肉皇帝朱翊钧在位,正行断头政治),菲律宾华侨二万余人,被西班牙屠杀。
二、十七世纪一六三九年(清军攻明王朝,第五次入塞),菲律宾自第一次屠杀后,三十余年间,中华移民陆续增加到三万二千人。西班牙又作第二次屠杀,死二万余人,仅一万余人得以幸存,但被列为贱民阶级,每人要缴纳负担不起的六元的人头税,而且必须改信他们所信奉的天主教(信教一项难不任甲国人,甲国人的宗教观念淡薄,信什么教什么神都不在乎,这一点使西班牙人大惑不解)。
三、十七世纪一六六二年(明王朝灭亡的次年),郑成功占领台湾,驱逐荷兰人,胜利消息使菲律宾首府马尼拉的中国人大为振奋。于是引起西班牙第三次大屠杀,中国人武装自卫,至死不屈,但无法抵抗西班牙正规军的炮火攻击。结果全体中国人,包括所有的妇女和儿童,被西班牙人屠杀罄尽。
帝国主义者的心肠都是凶恶的,西班牙如此,荷兰也不例外。本世纪(十八)一七四○年,在爪哇首府巴达维亚(雅加达)屠杀中国侨民,使河水都变成血水,史学家称为“红河惨案”。
中国人虽然受到如此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可怕的迫害,但向东南亚(包括三次灭种大屠杀的菲律宾和红河盈血的爪哇)的移民不断,这是中国人弹性精神的发挥。到了本世纪(十八)末期,散布在东南亚各地的华侨,估计有二百余万人,而且建立了很多城邦式的独立王国,最著名的诸如:
一、广东省人罗芳伯,在婆罗洲(加里曼丹岛)西端坤甸,建立芳伯共和国,自任总统(大统制),继任元首由当地的中国移民奄。
——下世纪(十九),亡于荷兰。
二、广东省人吴元盛,在婆罗洲北部建立戴燕王国,自任国王,王位世袭,立国百余年。
——下世纪(十九),亡于荷兰。
三、广东省潮州人张杰绪,在安波那岛(纳土纳岛)建立没有特定名号的王国,自任国王。
——下世纪(十九)张杰绪逝世,内部发生纷争,王国瓦解。
四、福建省人吴阳,在马来半岛建立另一个没有特定名称的王国。
——下世纪(十九)被向东扩张的英国消灭。
这只是几个英雄人物,而屹立到二十世纪今天的暹罗王国的开国国王郑昭,还不包括在内。
华侨的历史是一篇血泪史,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移民,受到过像中国移民所受到的那种永无终止的可怕灾难。就像被父母遗弃而又走进蛇窟的孤儿一样,除了自己保护自己外,没有人保护他们。当中国国力最强大时,如本世纪(十八)初叶,对他们不但毫无帮助,反而巴不得他们在海外死尽灭绝。到了下世纪(十九),国势衰弱,又逢欧洲帝国主义的武力汹涌而至,东南亚华侨的处境,就更艰难。所有中国移民的据点,都被白种人现代化的武器抹去,中国人被当作猪
仔一样,被贩卖到更遥远的地球的那一边的美国去做苦工——美国铁路至少一半以上都洒着中华人的汗和泪。东南亚成为白种人的天下,贫苦的中华人常出卖自己一段时间对年或十五年)给白种人当奴隶,期满之后,再用自己卖身的代价,经营小本生意,他们所受的压迫剥削,并不比运往美国的同胞好。一位对东南亚相当熟习的英国作家,曾感叹说:“做一个十九世纪的中国人,真是一种苦刑。”这句话说明华侨的悲惨遭遇,但也显示中国人倔强的一面。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秘密武器,这秘密武器是:高度的含垢忍辱,高度的勤劳吃苦和高度的警觉。使他们在万难之中崛起,而且壮大,竟掌握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大权,大大地出乎那些手执屠刀的帝国主义国家意料之外。
十一文字狱
清政府为中国开疆拓土是它光荣的一面,但它也有不光荣的一面,那就是它所发动的先后持续一百余年之久的文字狱措施。
中国每一个王朝几乎都有文字狱,这是极权政治的特色之一,不过都是一些偶发事件。直到十四世纪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,才把文字狱作为一种合法的谋杀手段,这手段到了清政府手中,更进一步地作为一种镇压汉人反抗的血腥工具。
产生文字狱的心理背境,十分简单。当权者内心有潜在的罪恶感和自卑感时,自顾形惭之余,对别人的一言一语,都会硬拉到自己头上,恼羞成怒,采取强烈的报复。尤如一个秃子一听别人提到电灯泡就七窍生烟一样,朱元璋因为自己曾当过小偷,就总以为知识分子都要揭他的疮疤,满族人总以为汉人会借着文字来转弯抹角的表示对他们的轻视。
所以,每一个文字狱,都是当权者神经衰弱、做贼心虚的一种反应。
我们将清王朝最著名的一些文字狱,列为下表,以代表冗长的叙述:
从这些案例,我们可以了解文字狱的本质,即有权人物对文字所加的奇异曲解。像贾士芬的咒语“天地听我主持,鬼神归我驱使”,不过是巫师们一贯的“口中念念有词”的勾当,竟然成为谋反的证据,可以当作文字狱的典型说明。尹嘉铨自称“古稀老人”,这是一句古老的成语,但弘历却酸溜溜地说:“我自称古稀老人,早已布告天下,他怎么也敢自称古稀老人?”竟想用政治手段制造自己的文学地位,可谓异想天开。
文字狱的审判是中国历史性司法黑暗——人权毫无保障的再一次的大暴露。每个案件发生时,皇帝先交给高级官员组成的专案小组研究如何处理,向皇帝提出所谓的“公论”——当时的术语称“九卿公议”。专案小组所提出的“公论”,当然千篇一律的认为那倒楣的被告罪大恶极,坚决的要求用酷刑“凌迟”处死,家属全部砍头。皇帝立即表示他的宽大恩典,特别加恩,免去凌迟,改处绞刑(或改处斩首),全族(或全家)男女老幼,改为发配到黑龙江(黑龙江黑河)或宁古塔(黑龙江宁安)给穷披甲人为奴。
这种审判像一幕漫画家笔下的卡通,包括皇帝在内,不过一群小丑。没有人敢提出较轻处罚的建议,更不要说为当事人呼冤了,而且即令对当事人一句有利的话都不敢说,否则不但救不了被告,反而使自己也陷了进去。王锡侯案,江西省长(巡抚)海成,仅建议草去他“举人”的身份,弘历就勃然大怒,下了一道杀气腾腾的谕旨说:“海成请仅革去王锡侯的举人,所谓人臣尊君敬上的心安在?乱臣贼子,人人得而杀之的大义又安在?海成真是天良丧尽,辜负我命他当官的大恩。”海成还是幸运的,没有被砍头。徐述夔案的江苏省民政厅长(藩司)陶易,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,他曾经拒绝受理对徐述夔的检举,结果判处死刑。
文字狱的奇异谋杀,产生下列几项影响:
一汉人知识分子本已拘限于儒家学派狭小的范围,现在在这狭小的范围中,史学、文学,以及对儒家学派经典的评论阐扬,都受到不可测的咒语禁制。知识分子只好走两条路,其中一条路是更加埋头在传统的八股文、科举之中,努力做官。八股文的特征是在纸面上写尽仁义道德,在纸面上坚持人生以仁义道德为根本,而仁义道德又以帝王和统治阶级的利益为标准,于是全国士大夫——现任官、退休官,和以当官为唯一盼望、但尚未当上官的读书人,全体用帝王所喜悦的方式,阿谀帝王。
二另一条路是使知识分子专心一意从事考据工作。所谓考据,就是用这本古书去考证那本古书,用这本古书上的字去考证那本古书上的字,把平生精力钻在古书的旧纸堆里,成为一个工匠,不需要想像力,也不需要理解力,只要钻得年代稍久,就可以自称或被称为学者。这种学术,自然不会触怒任何人。
三人民对现实政治和政府前途,更漠不关心。因为不关心,所以就没有爱心——也可以说因为没有爱心,所以就不关心,不关心和没有爱心就不担忧它的覆亡,既不担忧它的覆亡,就不会作任何批评。人们所听到看到的,全是歌功颂德。这是中国历史上人民对政治和政府冷漠的重要原因,文字狱使政府跟人民间的距离,更加扩大。
四大黑暗再度来临。
本世纪(十八)的西方,被赞扬为理性的世纪,政治形态和意识形态,以及人性的尊严和人权的保障,都有突破性的进展。而中国人却酱在反理性的恐怖之中,连作诗的想像力,都被酱死。
十二大黑暗的反扑
事实上,起自十四世纪的大黑暗,并没有衰退,它只是被清政府万丈光芒的武功逼到一旁。第三个黄金时代主要的是指对外的开疆拓土,它对国内的贡献,仅只限于维持了社会的秩序。第三个黄金时代像一个暂时天朗气清的台风眼一样,满族人以入关初期那种旺盛的活力,一鼓作气地为中国扩张出广大的空间。但在内政上,他们没有可以跟他们军事力量相称的政治能力,以致把明政府的罪恶传统,大多数都接受下来。所以大黑暗的凶潮毒雾,仍在台风眼四周滚动澎湃。任何政权都是一个有机体,清政府的青春期一过,大黑暗四面八方反扑面至,只刹那间,中国社会又陷于明王朝时代那种伸手不见五指之境,文字狱是促成大黑暗迅速反扑的主要原因之一,因它促使官员们丧失了理性、道德和法律观念。发现保持官位的方法,只在于俯首帖耳,不在于明辨是非。
大黑暗重临的按电钮人物,就是在文字狱浪潮中表现最癫狂的弘历,这个在位六十年之久的皇帝,在后半段时间,开始对政治厌倦,但并不是对权力厌倦,他沉湎在“下江南”的游荡生活中,这种生活是对大黑暗发出的邀请书。
玄烨大帝曾到过江南六次,每次都很俭朴,目的在察看堤防和了解东南地区的社会。弘历到江南也有六次,誓言他的目的也是如此。问题在于,他的目的恰恰不是如此,他跟杨广、完颜亮一样,同染着大头症,六次下江南不过发泄他的自炫欲。六次下江南的时间和目的地,列于下表:
第一次一七五一年到杭州、海宁
第二次一七五七年到杭州
第三次一七六二年到杭州、海宁
第四次一七六五年到海宁、杭州
第五次一七八○年到杭州、海宁
第六次一七八四年到杭州、海宁
中国历史上有三个因下江南而闻名于世的酒肉皇帝,那就是七世纪的杨广;十六世纪的朱厚照,跟本世纪(十八)的弘历。弘历下江南所组成的南巡集团,声势之大,不亚于他的两位前辈,每次都有万人之多,像一群初登岸的饥饿海盗一样,所到之处,几乎都要洗劫一空。江苏省教育厅长(学政)尹会一,曾上奏章劝阻,奏章上说:“民间疾苦,怨声载道。”弘历光火说:“民间疾苦,你指出什么地方疾苦?怨声载道,你指出什么人载道?”皇家教师(侍读学士)纪晓岚,是儒家学派巨子,他因主编《四库全书》而被人尊重,曾趁便透露江南人民的财产已经枯竭,弘历大怒说:“我看你文学上还有一点根基,才给你一个官做,其实不过当作娼妓一样豢养罢了,你怎么敢议论国家大事?”
在这种意识形态的统治之下,政府的清廉和行政效率,完全消失。
弘历最得意的是宣称他有下列十大武功,因而自称“十全老人”。
一一七四九年平大小金川
二一七五五年平准部
三一七五七年再平准部
四一七五九年平回部
五一七六九年平缅甸
六一七七六年再平大小金川
七一七八八年平台湾
八一七八九年平越南
九一七九一年平尼泊尔
十一七九二年再平尼泊尔
认真的研究结果,弘历的武功只不过一个——征服准噶尔汗国,但他却把一个分为三个——平准部、再平准部、平回部。一百九十万平方公里疆土的开辟,仅此就可在历史上占不可磨灭的一页,弘历的大头症却使他非凑足十项不可,结果反而使他的丑态毕露。大金(四川金川)、小金川(四川小金)是藏民族部落间的纷争,清政府加以干涉;台湾是汉人林爽文的抗暴革命;这三大武功都是血腥的对内镇压。平缅甸是一场败仗;平越南也是一场败仗;平尼泊尔是一场丢丑的陋剧和另一场败仗。无论如何,我们都看不出什么武功和大武功,但我们却可看出死伤狼藉,以及军事和政治的腐败。
然而,最严重的是弘历所犯的最后一个错误,从70年代起,他把大权交给一位侍卫出身的满族花花公子和|,擢升和|当宰相(大学士·军机大臣)兼北京治安总司令(九门提督)。
和|十六世纪明政府的宰相严嵩,先后辉映,具有同一类型的特殊机缘和做官技巧,用谄媚和恭谨的外貌,把自以为聪明绝顶的皇帝,玩弄于股掌之上。和|上台后不久,就建立起全国性的贪污系统,全国官员发现,如果不向上级行使巨额的贿赂,就要被无情的排除,甚至被投入监狱,他们不得不适应这种政治形势。所用的贿赂全部来自贪污——工程上的中饱(像克扣治理黄河的费用)和司法上的冤狱。有些总督和省长(巡抚)因贪污太狠而被告到弘历那里,弘历也大大地震怒,不断地使用死刑。但烈火不除去,只赖一两杯冷水加到滚沸的锅子里,根本无济于事。一切都恢复到十六世纪明王朝末期的原状,诛杀越严厉,贪污越严重,他们唯恐被检举和被检举后不能掩饰,必须使用更多的贿赂,去寻求保护。文官如此,武官更为恶劣,他们无法利用工程和冤狱,于是就克扣战士的粮饷和利用军事行动直接向人民抢劫,当人民阻止他们抢劫时,他们就指人民是盗匪,横加屠杀。
和|像一个无底的洞,全国官员们的贿赂巨款,瀑布般地倾注到里面。
本世纪最后一年(一七九九年),弘历逝世。冰山倒了,和|也跟着倒下去。新任皇帝琰——弘历的儿子,立即把和|逮捕处死,清算他的财产时,总数有九亿两,这还不包括他家人们贪污的庞大数字。那时国库全年的总收入,才八千万两,和|当权二十年,贪污的数目等于十二年的全国总收入,使人惊骇。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于本世纪(十八)一七一五年逝世时,全部财产仅二千万法元(法郎),已招全国的唾骂,以当时的币值,一两折合三点七五法元计算;这位欧洲雄主的财产,不过中国一个贪官财产的一百七十分之一。而十六世纪的贪官严嵩,只贪了二百万两,不过和|的四百五十分之一。
弘历跟和|两个满洲肥佬,密切合作,倾所有的力量,把清王朝的根基凿空,把大黑暗招回。
十三官逼民反(上)
本世纪(十八)五十年代弘历第二次下江南之后,大批农民即破产流离,水灾旱灾,以及因贪污而富有的士大夫和地主们的兼并,引起更多的农民失去土地。我们从当时诗人郑板桥的一首《逃荒行》,可看出在所谓“十全老人”弘历领导下的社会悲惨画面:
十日卖一儿,五日卖一妇。来日剩一身,茫茫即长路。长路迂以远,关山杂豺虎。……嗟予皮发焦,骨断折腰臂。见人目先瞪,得食咽反吐。……道旁见弃婴,怜拾正担釜。卖尽自家儿,反为他人抚。……身安心转悲,天南渺何许。万事不可言,临风泪如注。
这位卖尽儿女、日暮途穷的农民,当他临风泪尽而仍不能活下去时,他可能跟他拣到的孩子一齐饿死,但也可能变成另一种人,跟其他同一命运的农民结合在一起抗暴。从本世纪(十八)六十年代开始,各地即不断发生农民暴动的事件。七十年代后,又增加了和|的能源,全国民变,遂更风起云涌。我们选择十多个重要的民变领袖,列如下表:
白莲教流行在北方,天地会流行在南方,都是一种宗教性的秘密组织。因为经常聚会的缘故,对官员的贪污暴虐和政治上的迫害,容易把愤怒化成集体的反抗行动。
七十年代,白莲教领袖之一的刘松,在河南鹿邑县起兵抗暴失败,被杀。他的门徒之一刘之协逃亡。十八年后九十年代,刘之协忽然在河南扶沟县出现,但立刻就又失踪。弘历又惊又怒,命令严厉搜捕。这时和|当权已久,贪污已经成为社会的一种正常风气,搜捕逃犯正是弘历赐给官员们的发财良机,千千万万大小官员就乘此良机,高喊捉拿白莲教,而对人民作有计划的敲诈勒索,被称中国心脏地区的各省,如山东、河南、山西、陕西、湖北、四川、甘肃,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,在冤狱手段下,几乎全部破产。至于无产可破的贫苦家庭,只有三条路可以选择:,是被捕入狱,在酷刑下自动承认自己是白莲教匪徒,被绑赴刑场处死;一是像诗人所叙述的那位农民一样,抛弃家园,流离他乡,或终于饿死,或侥幸没有饿死;另一是愤怒而起,武装抗暴。聂杰人、王三槐,以及远在台湾的天地会领袖之一的林爽文,都是首先发难人物。
在这些变民领袖中,王三槐事件,可使我们对民变性质加强认识。一七九八年,四川总督勒保向王三槐招降,发誓保证他的安全。王三槐相信勒保的誓言,可是勒保却把王三槐逮捕,宣称是在剿匪战役中生擒的。皇帝琰命将王三槐送到北京,亲自审问他为什么要叛变,王三槐回答四个字。“官逼民反。”琰教他举例说明,王三槐就把官员们贪污暴虐的情形,一一说出。琰大为震动,追问说:“四川全省,难道没有一个不贪污的官员?”王三槐回答说:“只有一个,就是刘青天。”指的是四川南充县长刘清。我们可以想到这些被称为盗匪的朴实农民内心所怀的痛苦。他们只求官员不贪污或少贪一点污就心满意足,但这种最低的愿望,竟无法实现,这是大黑暗时代最明显的一个特征。虽然对官员的贪污大为震动,但形势已经造成,他已无力改革,对于被人民称为“青天”的刘清,也不能保护,刘清在稍稍擢升后,被贪官群排挤革职——排挤的理由光明正大,但真正的理由则是当众人都害麻风时,不允许某一个人降。王三槐仍被酷刑磔死,以警告全国人民,无论官员如何贪污残酷,只能接受,不能反抗,反抗就是叛乱,罪不可道。
然而,杀了王三槐不过使变民少了一个领袖,王三槐的部众由他的助手冷天禄率领,继续跟清政府战斗。其他的革命群众因勒保的背信,使他们的反抗行动更为坚强。
和白莲教、天地会同时并发的,还有苗民族的抗暴。
苗民族在纪元前二十七世纪,被汉民族领袖姬轩辕击败后,辗转退到贵州、湖南两省广大的山区,而跟外界隔绝。他们没有文字,文化程度远落在汉人之后。上世纪(十七)二十年代,清政府下令取消苗民族部落酋长(土官)世袭制度(土司),改由政府派遣的官员(流官)治理。苗人纯朴诚恳,把官员当作神明。
于是苗人区域遂成为贪污官员的乐园,汉民族的败类奸商和地主,跟满族官员勾结,用诈欺或威迫的手段,侵占苗人的土地。而且更进一步掳掠苗人的儿童和妇女,贩卖到远处当奴隶或妓女,反正法律永远是站在有权势这一边的
,苗人有无限的悲恸和痛苦,无处申诉。本世纪(十八)一七三五年,曾因驻防军队抢夺苗人妇女贩卖,激起一场广大的暴动,被清政府用武力镇压下去。一七九五年,同样的暴行激起同样的暴动,上表所列的石柳邓不过是最先发难的领袖之一,他不久就战死,但是事实上全体苗人都参加叛变,他们的口号是:驱逐汉人,索回被骗和被霸占去的土地。
清政府跟对白莲教、天地会一样,采取高压手段。不过清政府的军队,包括满洲兵团、蒙古兵团,跟以汉人为主的绿营兵团,都已腐烂不堪。当六十年代对乌什(新疆乌什)事变用兵时,高级将领每顿饭不过费用银币半两,只有一斤鲜肉和几样咸肉(盐酪)。而到了八十年代,对白莲教、苗人用兵时,即令在荒山穷谷,每顿饭无不山珍海味,需要银币二百余两(注意当时的购买力:五口人家的生活,一年的费用不过四十两,高级将领一顿饭的费用,够二十五个人吃一年)。时间相隔只三十年,风气已败坏到如此不可收拾之境。
这种军队,跟上世纪(十七)明政府的军队一样,只能作为制造革命的工具。所以当本世纪(十八)结束时,中国又处处混战。
十四最伟大的一部小说——红楼梦
让我们再一次从砍杀声中,回到文学世界。
中国在十六世纪一口气产生三部小说——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,使中国文学迈进了小说时代。诗虽然照常发展,甚至远播到海外,像日本、朝鲜、越南、琉球各国的知识分子,差不多对中国诗都有很深的造诣。它们派到中国的使节,几乎每一位都是诗人,这可以从他们跟中国皇帝和跟中国官员们的互相酬答的作品上,获得证明。但诗在当时仍属于高级知识分子所专用。而小说自从三部巨著突破性的诞生后,它的领域跟外太空一样的广阔,供文学家骋驰。
十六世纪的三部小说,只是数百年大众化白话文尝试的一个总结,经过二百年的辛苦耕耘,到了本世纪(十八)六十年代,出现奇葩,一部辉煌的一百余万字的巨著《红楼梦》问世。
《红楼梦》共一百二十章(回),包括角色二百余人。叙述男主角贾宝玉跟女主角林黛玉、薛宝钗间的三角爱情故事,后来贾宝玉跟薛宝钗结婚,林黛玉在他结婚之夕病死。接着贾家破产,富贵荣华和那些绝顶聪明美丽的女郎,或死或散。贾宝玉无法忍受这种打击,也无法抹去他对林黛玉的怀念,于是离家远去,失踪在茫茫大地上,据说是到一个人迹所不能到的所在,削发为僧。没有几个人能把全书一口气读完,感情丰富的读者在读到林黛玉死时,便伤心掩卷。
《红楼梦》的作者曹雪芹,他是满洲贵族,祖父、父亲、叔父,连续担任江宁(江苏南京)皇家纺织厂厂长(江宁织造)四十四年之久。纺织厂是直属皇宫的最大的生产机构之一,负责宫廷绸缎的供应。所以曹家拥有可观的由贪污得来的财富,玄烨大帝厂次南游时,有五次都住在曹家,由曹家负责招待(接驾)。这是一种光荣,同时也显示曹宅具有豪华的建筑和设备,才能容纳和供应皇帝出巡时所带的千万人组成的蝗虫集团。曹雪芹就在这种环境中长大。
曹家大概在曹雪芹二十岁左右时,辞掉(或被免除)纺织厂的职务,迁到北京定居,不久因为贪污案发而破产,曹雪芹开始贫穷潦倒。他没有谋生能力,终于衣食无着,这对一个从富贵中长大的人来说,是一种难以承受的巨变。于是他开始写作,以他过去的生活作为蓝图,写下《红楼梦》一书。他于四十七岁的本世纪(十八)一七六四年除夕逝世,据说他逝世时《红楼梦》只写了八十章,最后的四十章由另一位作家高鹗代他续完。我们不敢肯定这种说法,因为世界上很难在同一时间和同一空间,会出现两个从气质见识到生活背景,从文学修养到心理状态,都完全相同的伟大小说家。曹雪芹逝世时,环境是凄凉的,而且他绝没有想到,他为他的国家留下无价之宝。
我们用下列三项说明《红楼梦》的崇高价值:
第一、在文学上,《红楼梦》的成功至为惊人,迄至二十世纪,中国还没有一部小说可以超过它。它布局的气魄像汪洋大海,描写的细腻深刻,像脂粉一样的沁人肌肤。二百余角色每人都有他的性格,互不相同,只要听他们的说话,就可分辨出他们是谁。只要分辨出他们是谁,就可知道他们对刺激产生什么反应。每一个情节都含有深长的意义,而且用的是白描技巧,这是长篇小说创作领域中最艰难的的一种技巧。曹雪芹始终把握住一个原则,即用言语和动作去表达心理——跟专注重心理描写的笨重手法,恰恰相反,使读者在淡淡的声调下,发生澎湃的感情。世界上还找不到一本小说能像《红楼梦》一样,包括这么多人,而又观察得如此入微。
第二、在言语上,《红楼梦》使用的是纯北京话。北京话音调悦耳而词汇丰富,这些优美的特点在红楼梦里充分发挥出来。很多人物都以善于词令而被称赞,像贾宝玉的丫头小红,她能把一群身份和关系互不相同的一些凌乱言语,以闪电般的速度,表达清楚。《红楼梦》问世一百余年后的二十世纪,北京话始终被法律定为中国的标准国语。
第三、在社会史上,《红楼梦》是一个包罗万象,蕴藏丰富的宝藏。因为本世纪(十八)之前中国社会在本质上和结构上,变化很少。《红楼梦》可以说是自纪元前三世纪西汉王朝直到十九世纪西洋文化冲击前,二千年间中国社会的总解剖。至少它显现出来大黑暗时代的中国社会的横断面。我们可以透过这部引人入胜的巨著,认识专制政体和儒家思想下,中国人的社会结构、家庭结构、行为规范和各种奇形怪状的意识形态,以及奴隶制度、政治制度、地主跟佃农的关系,士大夫阶层的组成,贪污贿赂的艺术,司法黑暗和人权被蹂躏的内容,贵族生活的内容,权力在亲情中的地位,儒家伦理基础“孝”的实质意义,宗法与多妻制度以及嫡子庶子的冲突;古中国的男女爱情观念、婚姻基础、妾的地位,等等问题,都有非常丰富和详细的说明。《红楼梦》不但是一部具有无限重读性的作品,而且随着年龄智慧的增长,心理背景及社会背景的不同,每一次阅读,都有一次新的发现。《红楼梦》于本世纪(十八)六十年代问世,立即受到满洲贵族和儒家系统猛烈抨击,满族人认为它暴露了满洲贵族的靡烂生活,儒家系统认为它诲淫诲盗,坏人心术。但它却受到广大欢迎,不久就兴起一种称为“红学”的专门研究《红楼梦》的学问,这部巨著对普通读者的感染力之大,直到二十世纪初期,男青年还都以贾宝玉自居,女青年还都以林黛玉自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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